略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

﹝摘 要﹞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間的十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在實踐和探索中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加快了政府職能轉變，由過去的管理為主向服務為主轉變，政府財政也由“建設型”向“公共型”轉變﹔加大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宣告終結，大力推進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基礎上的新農村建設，城鄉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建設創新型國家，改變了中國財政性教育投入落后於經濟發展水平的狀況﹔融入經濟全球化，在國際經濟和國際組織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十年，是新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為進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關鍵詞﹞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 十年

﹝中圖分類號﹞K27﹔F1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5）06-0025-11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增長，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到21世紀初，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邁上了一個大台階，商品短缺的情況基本結束，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日益明顯地發揮基礎性作用，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另外，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總之，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實現了溫飽，創造了令世界驚奇的偉大成就。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所指出的：“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裡程碑。”﹝1﹞但是，也正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生產力和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們仍然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優勢的壓力﹔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體制還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2﹞因此，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2﹞（pp.14~15） 本文試圖對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間的十年（2002 ~ 2012年）中國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做一個概略性的梳理，以便於總結歷史經驗。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提出科學發展觀

如何在新的世紀裡實現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新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成為擺在新的領導集體面前的重要問題。而2003年春天出現的“非典”疫情及其防治工作則直接促成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2003年7月，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簡歷]發表講話，強調“我們講發展是執政興國第一要務，這裡的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2﹞（p.369）

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全會強調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 ﹝2﹞（p.465）在這次全會上，胡錦濤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斷探索促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2﹞（p.484）2004年3月，中央召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胡錦濤講話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我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2﹞（pp.849~850）

經過四年的探索和實踐，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對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做出了更為全面、深刻的闡述：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全面協調可持續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此外，十七大還明確地提出了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3﹞

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同時，針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社會矛盾的多發期，中國共產黨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和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五項任務之一。﹝4﹞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認為，“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效。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擁有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種有利條件”。構建和諧社會我們必須遵循六大原則：一是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二是必須堅持科學發展，三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四是必須堅持民主法治，五是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六是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5﹞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外需的擴大，特別是2003年以來的新一輪重化工業的經濟擴張，使得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更加突出。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方式成為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因此，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同時，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又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概念，並首次將“節能減排”作為指令性指標列入“十一五”規劃建議。﹝4﹞（pp.1027，1072~1073）2007年，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每個家庭”。 ﹝3﹞（p.19）

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步伐

從歷史發展來看，政府職能總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因此，轉變政府職能的指導思想也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而不斷發生演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為保証國家安全、突破“貧困陷阱”和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實行了集中資源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經濟，為此政府成為“全能型”政府，政府的財政也變成“建設型財政”。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和人民需求的多樣化，政府職能也從“無所不包”的“全能型”向“有所不為”的“效能型”轉變，將部分職能轉讓給市場和社會。但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市場化的加速和市場經濟框架的基本形成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任務的提出，要求政府加快職能轉變，由過去的管理為主向服務為主轉變，政府財政也由“建設型”向“公共型”轉變。

為了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需要進行相應的機構改革。根據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和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目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健全金融監管體制，繼續推進流通體制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方案特別提出了“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相協調的要求。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29個組成部門改革調整為28個，不再保留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其職能並入新組建的商務部。﹝2﹞（pp.191~193）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其任務是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重組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屬於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同時，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加強金融監管，確保金融機構安全、穩健、高效運行。﹝6﹞

2003年8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並決定於2004年7月1日起實施。﹝7﹞《行政許可法》的實施，是黨和政府推進法治型政府建設的又一重大舉措，它帶來了政府行政工作的深刻變革，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它所確立的一系列新的行政理念和原則，對於防止政府對社會生活和公民個人生活的過度干預，培育社會自律機制，促進政府職能切實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具有積極的作用。《行政許可法》中對許可事項的設定和實施的權限、條件、程序及范圍做了嚴格界定，避免了政府事事管理、步步審批，以求真正發揮行政許可作為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優越性。

從管理型到服務型的職能轉變是中國政府職能改革的關鍵，而政府職能的最終轉變依賴於國家公務員隊伍行為方式的轉變。2005年4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以下簡稱《公務員法》），並決定於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8﹞《公務員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公務員管理進入了法制化的新階段，標志著中國特色公務員制度已經形成。這一舉措符合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和“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2﹞（p.27）的要求。

三、加大解決“三農”問題力度，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加速轉型階段，城鄉差距擴大，城鄉之間及其內部都存在矛盾與沖突，“三農”問題更加突出和嚴峻，中共十六大在總結改革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2﹞（p.17）隨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中國也進入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歷史階段。農業稅在中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變小，2004年已降至不到1%。﹝9﹞胡錦濤在2003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2﹞（p.112）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發布，這是中共中央在時隔18年后重新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一號文件”的主題。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出台了“兩減免、三補貼”（即減免農業稅，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購置大型農機具補貼）。﹝10﹞3月5日，溫家寶[簡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將從2004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2﹞（p.833）在1.6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許下四條承諾：一是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二是重點加強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到2007年使西部地區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三是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建立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四是切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支付。﹝2﹞（pp.833~841）這些都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措施。2004年，為實施“兩減免、三補貼”，中央財政安排了219億元轉移支付來補貼地方財政減收缺口，全國29個省市區對種糧農民實施直接補貼總金額達116億元，全國用於農業的國債項目資金達376億元，佔國債項目資金總數的34.2%。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資金比上年增加近300億元，全國財政支農資金達到2000億元以上。﹝11﹞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4﹞（p.106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全黨全國的共同行動。﹝12﹞隨后出台的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深刻闡述了建設新農村的重大意義、內涵，提出了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和重大方針政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加速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當前，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初步具備了加大力度扶持‘三農’的能力和條件。” ﹝5﹞（p.140）200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 ﹝3﹞（p.671），大力推進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基礎上的新農村建設，對於縮小城鄉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左傳》記載，中國的農業稅始於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13﹞新中國成立以后，繼續征收農業稅，農民通過農業稅和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方式支援國家工業化。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5﹞（p.138），新中國實施了近50年的農業稅條例被依法廢止，一個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稅種宣告終結。取消農業稅這一重大舉措，得民心、順民意，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廣大農民的關愛、對農村繁榮的關心、對農業發展的關注，不僅有利於促進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富裕，而且關系到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民族偉大復興。

在中央一系列“三農”政策指導下，“十一五”期間中國糧食生產連續五年增產，總產連續四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這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菜籃子”產品供應充足，品種豐富，產量穩步增加。農民收入增長迅速，五年間平均增速超過“七五”計劃以來各個時期，增收金額之大歷史上從未有過。農業物質技術裝備條件得到改善，2010年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2%，比2005年提高16個百分點﹔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2%，比“十五”計劃末期提高近5個百分點。﹝14﹞

這十年除了城鄉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外，還是城鎮化最快的時期，城鎮化率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12年的52.6%，﹝15﹞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四、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建設創新型國家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產業”﹝1﹞（p.1395）的新概念。將文化建設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強調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這解決了長期困擾人們的文化與市場關系問題，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包統管文化建設的管理模式，提出了發揮市場在合理配置文化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上述共識的形成，使得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的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步伐大大加快。2003年6月，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確定北京、上海、廣東等9個地區為改革試點地區。﹝16﹞同年10月，國家明確把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2﹞（p.478）延續10多年的文化體制改革，實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大力推進了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由直接辦文化向管文化改變，管的內容主要是政策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實現由管微觀向管宏觀轉變。

2006年，文化部頒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17﹞國家投入文化事業和產業的經費大幅度增長，2006年全國公共財政文化體育與傳媒經費支出為685億元，“十一五”期間以年均22.5%的速度增長。﹝18﹞2009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中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19﹞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寫入中央文件。﹝20﹞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實現規劃綱要提出的文化產業“逐步成長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目標。﹝21﹞2012年2月28日，文化部正式向社會發布了《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該計劃是文化部貫徹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和《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具體措施，計劃中明確了“十二五”時期文化系統文化產業指導思想、發展思路、發展目標、主要任務、重點行業和保障措施。這一規劃的制定、出台對“十二五”期間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2﹞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值突破了4萬億元。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實現增加值18071億元，佔GDP的比重為3.48%，比上年增長16.5%，比同期GDP增速高6.8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對當年經濟總量增長的貢獻為5.5%。﹝23﹞

在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同時，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還大力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落實文化惠民措施。2005年，國務院明確提出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4﹞（p.1057）按照便利、基本、均等、普惠的原則，國家投資實施了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農家書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5項文化惠民工程，以保障人民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等文化權益，並且建立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合理分擔的公共文化機構運行經費保障機制。據統計，“十一五”時期全國文化事業費共計1220億元，年均增長19.3%，是改革開放以來增速最快的一個時期﹔人均文化事業費從2007年的15.06元增加到2011年的29.14元，增幅為93.49%。﹝24﹞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國際經濟科技競爭日趨激烈。1999年，中國提出了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設想，主要為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提供有效的體制保障。﹝25﹞2006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正式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業科技、國家科技和學院科技結合，協同創新的體系﹔並在財稅、金融、政府採購、知識產權保護、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為建設創新型國家保駕護航。﹝26﹞

中國研發人才的數量和經費投入伴隨著GDP的快速增長不斷提高，2010年，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經達5700萬人，居世界首位。“十一五”期間，研發投入資金以平均每年20%以上的幅度增長。2006年中國研發（R&D）經費支出為3000億元，到2012年則達到10240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42%提升到1.97%。﹝27﹞

隨著科技人才和研發經費的增加，中國科技創新成果突出：在納米技術標准化方面，中國已與世界同步，積極參與並部分主導了國際納米技術標准工作。在空間遙感、信息安全、海洋裝備和碳纖維材料等科研領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000年10月，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北斗導航試驗衛星[簡歷]”發射成功﹔2012年，“北斗二號”完成區域組網並正式提供衛星導航服務。2007年10月24日，中國第一顆自主研制的月球探測衛星“嫦娥一號”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實施繞月探測工程邁出重要一步﹔2010年10月，“嫦娥二號”到達距地球150萬公裡以外的深空進行探測。2010年11月，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研制的“天河一號”以每秒4700萬億次的峰值運算速度和2566萬億次的持續運算速度，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11月8日，“螢火一號”與俄羅斯的採樣返回探測器一起發射升空，開始對火星的探測研究。“螢火一號”是中國火星探測計劃中的第一顆火星探測器。2012年6月27日，中國“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7000米級海試最大下潛深度達7062米，再創中國載人深潛紀錄。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發展代表了中國科技發展的速度。2003年10月15日，中國首飛航天員楊利偉的身影出現在浩瀚太空。2008年9月27日下午，神舟七號飛船軌道艙艙門徐徐開啟，中國航天員翟志剛出艙“太空漫步”，並揮舞五星紅旗向人們致意，中國正式成為第三個掌握出艙技術的國家。2012年6月，神舟九號載人飛船與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順利實現首次空間交會對接﹔2013年6月，中國航天員聶海勝、張曉光、王亞[簡歷]平駕乘神舟十號載人飛船再次成功實現與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自動和手動控制交會對接，鞏固了空間交會對接技術。女航天員王亞平還在太空向中國的幾千萬中學生授課。

這十年也是中國教育投入增長最快，尤其是高等教育“井噴式”發展的階段（詳見下表）。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由2002年的3491.4億元提高到2012年的22236.23億元，其中2008~2012年的五年裡，年均增長21.58%，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2.9%提高到2012年的4.28%，﹝28﹞終於實現了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到20世紀末達到4%的目標，改變了中國財政性教育投入落后於經濟發展水平的狀況，這成為中國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的開端。這個階段，國家的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民族、貧困地區傾斜，教育公平取得明顯進步，全面實現了城鄉九年免費義務教育，惠及1.6億名學生。﹝29﹞從2006年開始，國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2007年開始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同時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

這十年發展最快的是高等教育，這種人力資本的大幅度提升，不僅支撐了這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也為后來的經濟發展積累了人力資本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融入經濟全球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中國本著互利共贏的宗旨，更快、更主動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國際經濟和國際組織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2001年4月，由中國主導並發起成立了“博鰲亞洲論壇”作為非政府、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6月，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是在中國主導之下創立的首個政府間國際組織）﹔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三件大事標志著自2001年起中國的國際地位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2005年9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的首腦會議上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第一次系統闡述了中國的和諧世界理念。胡錦濤提出應該從四個方面建設和諧世界：第一，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第二，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第三，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第四，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聯合國改革。﹝4﹞（pp.993~998）

2008年11月，中國參加了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20國集團首次首腦峰會，在會上發揮了重要作用﹔2009年6月，中國參加了“金磚四國”領導人首次峰會﹔此外，還參加了在此前后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中國—加勒比地區經貿合作論壇﹔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份額改革完成后，中國的份額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后，得到在這一國際組織中的更大話語權”﹝30﹞﹔2012年中國在聯合國正常預算中的會費比例提高到5.15%，比2000年的1%提高了4倍多。﹝31﹞這些都顯示出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活躍在國際舞台上。

2008年8月，第39屆奧運會在北京市舉行，204個國家和地區的奧委會派出了代表團，有6萬多名運動員、教練員和官員參加了這屆奧運會，從而成為有史以來參加國別和運動員最多的運動會。全球45億觀眾見証了迄今為止奧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80多位外國政要出席了開幕式。布什是第一個於任期內出席在他國舉辦奧運會的美國總統。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將北京奧運會稱作是“中國融入世界的一個重大事件”。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市舉辦。這是中國首次舉辦的綜合性世界博覽會，也是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注冊類世界博覽會，吸引了包括190個國家、56個國際組織在內的246個官方參展者，參觀人數達到7308萬人次，﹝32﹞創下了歷屆世界博覽會之最。這兩次國際盛會為中國贏得了榮耀，也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經濟發展始終是不變的主題，在抓住戰略機遇期以加快發展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2002年中國GDP總量為10.34萬億元，到2012年則達到51.63萬億元，增長4倍多﹔同期財政收入則由1.89萬億元增加到11.73萬億元，增長5倍多（以上均為當年價格）。﹝33﹞這是新中國60多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也創造了世界大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奇跡。但是，作為一個人口多、人均資源匱乏、環境壓力大、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經濟轉型（工業化）、體制轉型（市場化）、社會轉型（城市化）三重疊加的急劇變動，也使得一些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集中凸顯出來。這主要表現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尚未理順﹔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實現轉變，資源、環境、壓力增大﹔收入差距過大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創新和產業升級困難、社會不和諧﹔黨風廉政建設成效不大。總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成就是主要的，為進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了一個大台階﹔同時也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應該看到，這十年裡，沒有解決的問題也不少，其中有些是體制問題，可以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加以解決，但更多的是發展問題，是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向發達國家邁進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必須通過發展來解決。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形成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我們解決這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戰略布局和途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