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甚或戰爭
中日兩國“歷史問題現實化”和“現實問題歷史化”已形成惡性循環，如此發展下去，兩國間會發生沖突甚或戰爭嗎？
一、石原慎太郎制造的釣魚島收購鬧劇是出於個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綁架”。安倍上台后，巧妙地對此鬧劇加以利用及誘導，進一步擴大了事態。然而，釣魚島事件以來，從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應對舉措中，可以看出它還不是蓄意預謀。看上去動作頻頻，實則毫無章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為釣魚島不惜與中國一戰的准備。
二、戰爭，並非安倍政權的首要目標，但戰爭卻是其可以憑借的政治手段。對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過營造戰爭氛圍，從中獲取其想得到的利益。保持目前這種態勢對日本而言至少有三點好處：其一，國內制造業相當部分進入軍備生產，刺激經濟﹔其二，聯合東盟和印度對抗中國的軍事壓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國家對日本侵略歷史的記憶﹔其三，向美國討價還價。而如果真的發生戰爭，對日本來說也不吃虧——和平憲法將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義者將如願以償。
三、海洋爭端在中日，戰與不戰在中美。在美國尚未完全對日本打開牢籠、鬆開缰繩的情況下，日本要做的並不是發動大規模戰爭，而是以持續不斷的小型沖突，逐步完善自身軍事體系，同時一步步突破美國的限制。其間，日本會像一頭捕食獵物的獅子一樣耐心而堅定地匍匐前行，一旦獵物出現懈怠或其他可乘之機，日本將一躍而起，突然咬斷對方喉管。
四、今后一段時間，釣魚島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現兩種沖突，一種是“偶發性沖突”，一種是預謀性沖突。我們特別要警惕后一種。日本人生性好斗，有軍事冒險的天性。它最善於搞突然襲擊。回顧歷史，在面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三次決定國家命運的全面戰爭中，日本都是靠偷襲取得主動。這是它的文化所決定的。沖突形式將是“冷兵器”對抗，也就是艦船相互沖撞。這屬於心理戰范疇。日本是這方面的高手。對戰爭，前人有過精辟概括：小戰靠戰術武器，中戰靠國力，大戰靠戰略思想。中日如在釣魚島發生沖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戰爭，即小規模戰爭，主要靠戰術武器。
五、釣魚島如發生沖突，必靠海、空軍。西方媒體稱，日本海軍實力，世界第二，已經超過俄羅斯，僅次於美國，雖然它還叫自衛隊，其實隻差航空母艦沒有造，是個標准的現代化海軍。日本海軍叫囂，一旦發生戰事，四個小時內“清空”中國東海艦隊。這不能隻看作是一句笑話。從1981年起，美國、日本就開始針對中國海軍制定了名為“枷鎖”的秘密海洋軍事計劃並演練過多次。日本軍艦上都裝備有通過衛星定位顯示中國海軍艦艇位置，叫作“點心”的系統，可以自行運作50年以上。日本空軍的戰機保飛率始終維持在90%的水平，高於美國空軍的80%。有消息稱，日本可能引進F-22飛機。美國軍方號稱F-22可以在兩小時內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扔炸彈。起飛后直接進入平流層，在這個高度投彈，就算扔下一塊磚頭，由於重力加速，也能把一座大樓擊穿。
六、中日不斷對抗會使中日雙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遠，向戰爭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軍事沖突，對中國而言隻有一個選擇，必須打贏，沒有退路。對日本而言，有三種結果：贏了獲益極大，輸了損失不大，講和部分受益。對美國而言有更多選擇。日本不怕敗，中國不能輸。否則，就會引起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
七、2014年又是一個甲午年。因對甲午榮耀的記憶和渴望，刺激日本軍國主義“回光返照”，日本民間有不少叫囂“第二次甲午戰爭”的聲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開國”。中國國內也有高漲的民族情緒。中日兩國民族情緒是一種較量。日本領導人被這部分日本民眾的民族情緒所挾持。在釣魚島，中國不主動打第一槍，但也要造成讓日本不敢打第一槍的態勢。毛主席講過，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打仗是軍人天職，怕打仗不是真軍人，真打必須真准備。
八、我們必須以不惜戰爭的決心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作為軍人，我們必須用“打仗的決心”爭取和平。既可以通過戰爭捍衛和平，也可以通過和平捍衛和平。軍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戰”，是我充分做好戰爭准備的敢戰、善戰、能戰下的“不戰”。力爭最好結果，准備最壞情況。古人雲：“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講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來。歷史早已証明，最靠得住的永遠都是自己。
破 局
蔡鍔曾說過：“中國要圖強，必須越過日本這道坎。”中日這場斗爭是戰略競爭，決勝的關鍵不僅取決於硬實力的比拼，也要看軟實力，看誰在戰略指導上更勝一籌，看誰在實現國家目標的道路上走得更穩，看誰在戰略判斷、戰略指導上更少犯錯誤。從這個意義上看，中日對抗是一場綜合國力的較量。
一、自清朝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列強一直懷有艷羨心理，再加一點自卑。孫中山改變了這種心態，在對外交往中變得堅定、自信。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稱得上大體健康。他曾留學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諱言日本的強盛，也不怕日本的強盛。起初他堅決不抵抗，后來抵抗起來也夠堅決。抗戰勝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為敵，不向日本報復，並不要日本戰爭賠款。至今日本人還感激他，稱他“以德報怨”。其實這表現了蔣介石的一種自信。蔣介石的對日態度后來為毛澤東所發揮。毛澤東比蔣介石還要自信，在日本賠款上也一筆勾銷。最自信的人要屬鄧小平。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訪日，中日兩國互換《中日和平友好協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國神社接收了14個甲級戰犯的牌位。10月18日，時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還參拜了靖國神社。鄧對此並不理會。鄧的不理會是最大的理會。日本人知道他們永遠不是鄧小平的對手。從1979年開始，日本開始對華貸款，截至2010年底，累計向中國提供貸款27884億日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出了相當的氣力。今天，中日兩國領導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生的，都是50后，從履歷上看，我們的領導人無論在知識、情懷、歷練、吃苦等方面，都遠遠高於日本領導人。新生代領導的博弈，充滿了歷史責任感。這不僅是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的博弈，更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
二、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或崇拜一個民族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對待歷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國道歉誠懇與否上，是沒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現。這一點，美國做得比較好。夏威夷曾經遭受日本轟炸，留下過恥辱的記憶，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經成為一座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經變成了今天的和諧。美國作為戰勝國，對日本有天然的心理優勢。在美國人看來，歷史當然不能遺忘，但可以寬恕。戰后的日本，在對待其發動侵略戰爭的態度上的確無恥，它既不誠懇向中國道歉認罪，又喋喋不休地說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意在反訴美國，這是戰敗國小兒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國人必須在心理上清醒和強大起來。我們的自信和強大，是最終戰勝敵人的法寶。僅在經濟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國人建立對日本的信心。真誠的道歉從來不是求來的，譬如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歷史性的一跪，正因為並非出自他國的要求，才顯其真正認罪悔過的誠意和價值。中國人民如果能把歷史變成“鏡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來，開辟未來，就真正超越了歷史。
三、對待日本這樣的國家，領袖個人的力量顯得特別巨大。20世紀70年代初，中日開始交往，國與國之間無法溝通，隻有田中角榮和毛澤東、周恩來這些第一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使兩國關系步步推進。中日關系從田中角榮開始，很大程度上是靠個人之間的關系來維護的，周恩來、郭沫若、廖承志等人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既符合東方的傳統，又符合兩國的利益。韓國盡管強烈批評日本領導人參拜——強度超過中國——但從未中斷和日本的高層交流。日韓間因為獨島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但根本沒有武裝沖突的跡象。
四、中日關系越是困難，中美關系越是重要。釣魚島緊張局勢是否進一步升級，幕后最重要的因素來自美國。美、日兩國雖是平等結盟，但實質是美主日仆。中日關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決定者仍是美國。從美國的角度看，下一場戰爭最好不是由美國參加的戰爭，而就像歷史上的代理人戰爭一樣，由美國提供軍火來消耗可能成為對手的大國國力。那麼選擇哪兩個國家呢？有人說是中國和日本，也有人說是中國和印度。從反面看，這就是中國的假想敵是誰的問題。當前，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對美關系，就不能對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們應清點並打好手中每一張可能影響美國的牌。
五、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國內有著巨大的右翼勢力，另一方面，日本還有強大的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憲的關鍵因素還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若真的死灰復燃，首先要通過的就是國內民意這道檻。這道門檻不易跨越。從日本反右翼勢力的一些表現中，可以感覺和觸摸到這股力量。自從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合祀14名甲級戰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戰后，很多首相參拜了靖國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沒有參拜。
六、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台灣方面對於釣魚島主權特別關注。最早的“保釣”運動，也是從台灣開始的。日本的經濟兩頭在外，其能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過台灣海峽。如果在新世紀的釣魚島沖突中，兩岸建立互商互聯機制，共同御敵，日本將腹背受敵，首尾難顧。釣魚島問題也是“一個中國”訴求的最佳切入點之一。韓國是崛起中的中等強國。韓國在反日問題上與我有共同點。在對日關系上，台灣、韓國都是可以團結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委員，國防大學政治委員，空軍上將）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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