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對抗戰的獨特貢獻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一場殊死較量。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史學界同社會各界一樣積極行動起來，以筆代劍、以學術報國，用史學著述為抗戰大業服務。抗戰時期，無論哪個史學流派，隻要是愛國的，都在抗戰的大旗下匯集，為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貢獻自己的力量。抗戰時期的史學有著頗為獨特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和史學成就。

　　抗戰時期史學研究的熱點

　　闡發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在中國歷史上，為了抗擊異族入侵、反抗民族壓迫，涌現出大量民族英雄。此外，在歷代政權更替的戰爭中，也涌現出無數忠臣義士。在這些歷史人物身上體現著中華民族極其崇尚氣節等優良傳統。這些優良傳統在國家遭遇外患時會大放異彩，發揮其無可替代的文化導向功能。抗戰時期，借助史學家的如椽大筆，中華民族這些優良傳統得到深入闡發。首先，表現為具有民族氣節的歷史人物傳記大量出現，歷代節烈之士事跡廣為傳播。張騫、班超、蘇武、岳飛、陸游、辛棄疾、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等民族英雄被熱情謳歌，而張邦昌、劉豫、秦檜、賈似道等在歷史上主張妥協投降政策的歷史人物則遭到無情鞭撻。歷史人物評價和史學評論幾乎將是否堅守節操奉為唯一標准，從而將傳統史學的勸誡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其次，體現在國史的編著上。“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一國歷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載體。在以史學經世思想指導下，史學家們在抗戰時期都極為重視通史的研究和著述，出現了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吳澤的《中國歷史簡編》、呂思勉的《呂著中國通史》、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等一大批通史著作。

　　掀起邊疆史地研究新高潮。中國近代以來幾度邊疆史地研究的熱潮，都發生在民族危機比較嚴重的時期。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西北、西南也有帝國主義覬覦。一批憂國的史學家率先覺察到邊疆危機的嚴重性，起而倡導邊疆史地的再研究。他們成立學會、創辦刊物、出版書籍，掀起了邊疆史地研究的新高潮。除了顧頡剛等發起的禹貢學會及其《禹貢》半月刊，還有中國邊疆學會、邊政學會、新亞細亞學會等及其主辦的《中國邊疆》《邊政公論》《新亞細亞》等刊物。這些學會及其刊物對於激發國人的愛國保土熱情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高度關注帝國主義侵華史和日本問題研究。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不斷侵略我國，使我國不斷喪權失地。抗戰時期，“帝國主義侵華史”“國恥史”不斷涌現，以激勵國人以亡國之痛為鑒，以期有思振作。與此同時，中日關系史和日本問題研究也受到高度關注。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30—40年代，國內共出版有關日本侵略中國史專著達13部、國恥史5部、日本歷史著譯數部，相關論文則更多。以日本為研究對象的專門團體，如上海日本研究社、南京日本研究會等出版了大量介紹和研究日本的書籍、雜志，如《日本》《日本評論》。

　　反擊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日本為了達到侵略並奴役中國的目的，不僅在軍事上進攻、經濟上掠奪，還企圖從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國人民。他們肆意歪曲中國歷史和文化，拋出中國文化“外鑠論”、中國社會“停滯論”、中華民族“西來”“東來”說等謬論，千方百計為其侵略中國制造理論根據，磨滅中國人的民族自信。比如，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澤修二先后炮制了《東洋哲學史》和《支那社會構成》兩部書，反復宣講所謂“中國社會之停滯性”，美化日本侵華戰爭稱其有利於中國社會發展。對此，中國史學家們憤而撰文予以反擊。呂振羽的《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李達的《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吳澤的《中國社會歷史是“停滯”、“倒退”的嗎？》，華崗的《評侵略主義者的中國歷史觀》等文章，組成了反擊秋澤修二侵略理論的“迫擊炮”。史學家們通過自己的研究有力地挫敗了日本侵略者從文化上征服中國的企圖。

　　抗戰時期史學的特質與貢獻

　　史學和時代從來是交相影響、雙向互動的。史學家的愛國主義出於情感，同時又能上升到理性思考的高度，從而集中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在愛國主義的激蕩下，中國史學的經世致用傳統在抗戰時期得到空前發揚。無論是以實現全人類解放、將民族解放斗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以民族主義相號召抵御外來文化侵略、主張保存“國粹”的文化保守主義史學，還是以求真為治史唯一旨趣的實証主義史學，無不以抗戰救國為己任，開展反侵略的史學研究和著述。

　　抗戰時期的中國史學，從治史宗旨上看，經世致用成了史學家們普遍的、自覺的學術追求。抗戰時期，各流派史學家幾乎都懷著報國赴難的民族大義和社會良知，試圖為民族抗戰從史學角度貢獻自己的力量。素以考據著稱的陳垣，抗戰時期的治史旨趣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前專重考証，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在民族生死關頭以民族抗戰事業為重的思想境界。傅斯年原本最重史學的客觀性，反對抱著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歷史。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根據歷史資料，運用民族學、語言學理論寫成《東北史綱》，對日本侵略者“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謬論進行了有力駁斥，証明了東北本來就是中國的郡縣。顧頡剛在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將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轉向邊疆史和民族史，疾呼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學必求致用”，學術價值之高下“必以需用與否為衡量之標准”。

　　作為抗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史學的發展對於中華民族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獨特貢獻。這種貢獻，主要表現在它喚醒了國民的民族精神、激發了國民的愛國熱忱。中華民族輝煌悠久的歷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反抗異族侵略的不屈意志等，通過史學家的深入研究生動地展現在國人面前，使中華兒女深切地感受到生為中國人的光榮與自豪﹔史學家筆下世界亡國之慘狀，中國近代以來積弱積貧、屢遭列強欺凌的沉痛歷史，又不斷激發國人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史學家對帝國主義侵略理論的批判，對漢奸投降理論的駁斥，對正義戰勝邪惡、進步戰勝反動這個歷史規律的揭示，使國人對抗日戰爭勝利充滿必勝信心，堅信中國不能亡、不可亡。抗戰時期史學發展對於打擊敵人、教育人民，動員千百萬人民群眾獻身於抗戰大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鑄造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為同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