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由弱變強、迅速成為抗戰中流砥柱的原因
理論周刊：我們知道，抗戰初始階段，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並不強大。但中共能在短時期內進行有效動員，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最后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怎麼做到的？
徐焰：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解放區能在嚴酷的戰斗條件下得到大發展，從根本上講是人民戰爭的勝利，靠的就是將民族、民主這兩個革命相結合。以游擊戰打日本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根據地內建設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向全國人民展示了社會改革的方向。當年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90%，農村中的貧苦農民又佔絕大多數。發動人民抗戰，主要的內容就是動員貧苦農民參軍和支前。如果解決不了他們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還要因戰爭增加人力、物力負擔，就不可能得到這一最廣大群體的擁護。當年八路軍、新四軍走到哪裡都能發動起群眾，得到老百姓擁護，就在於不是隻取之於民，而是造福於民。共產黨的軍隊群眾紀律好，“哪家住八路，灶裡有柴燒，缸滿院掃淨”，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大幅增稅卻仍不減貧農租賦，同時還征走大量壯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為普遍現象。而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內卻出現另一種情形，雖然農民支援戰爭有不小的負擔，卻由於減少了地租，並通過減息擺脫了過去地主的“閻王債”，大多數人反映生活比戰前還改善了一些。當時解放區不抓壯丁而實行自願參軍，到處是踴躍報名，是一幅“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擊侵略者時也要給群眾以實際利益，這就是抗戰時敵后根據地能開辟和堅持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建設根據地時，還注重發動群眾監督政府，建立共產黨員、群眾積極分子和開明士紳組成的“三三制”政權，真正實行了清廉政治。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按“三三制”原則，在普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陝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凡居住在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三三制”原則讓中國共產黨積聚了力量，同時也獲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在中共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這個政權形式同當時國民黨實行的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抗戰進入艱難期后，為了增加生產，減輕人民的負擔，共產黨施行了精兵簡政政策。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雷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對此,毛澤東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中共開始精兵簡政。主要內容是：將黨、政、軍、民等組織機構的脫產人員縮減到佔所在根據地總人口的3%以內，軍隊（含游擊隊）與黨、政、民工作人員的比例為3︰1，從而使脫產人員與根據地的供養能力相適應，從根本上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轉機。陝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系在一起的。”這與國民黨在抗戰時強征民力、掠奪民財形成鮮明對比。
海外有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考察了國統區和陝甘寧邊區后也說：“中國隻有一個地方沒有貪污，那就是延安。”這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能迅速發展壯大，最終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的深層次原因。
國民政府抗戰中的失利，敗在軍事上，也敗在政治上
理論周刊：與共產黨抗日力量迅速壯大、抗日貢獻迅速增長相對應，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屢戰屢敗，除了軍事實力原因以外，還有其他的解釋嗎？
徐焰：當年中國抗戰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打日本”，還要蕩滌腐朽的舊制度的污泥濁水,從而促進社會進步，因而從宏觀的角度看抗日戰爭史，就不能單純地使用軍事行動這一種維度，單純計算誰在抗日陣營中擁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的兩種維度來衡量。除了看抗擊日軍的數量外，還要看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當年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主要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勝利本來為兩黨的發展都提供了機會，只是國民黨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機會。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最大歷史錯誤，便是拒不進行社會改革並加重民眾痛苦，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
理論周刊：能具體一點嗎，比如說？
徐焰：若從抗擊日軍的表現看，國民黨軍的許多將士確曾浴血奮戰，但其高層卻存在著許多指揮笨拙和腐敗無能的現象，正面戰場的會戰多數失敗也有這方面的主觀原因。若是從中國社會進步的角度考察，國民黨當局更有負人民希望。在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思潮興起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同納粹德國結成非常密切的關系，並學習其法西斯統治方式。那時國民黨軍隊主要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購買德械裝備，在日本侵華時還讓德國居中調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而與重慶斷交才中止了往來。國民黨當局拋棄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沿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許多傳統，又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而形成了新專制主義。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給其他政黨以合法地位，實行特務統治，導致各階層進步人士(包括國民黨內的部分開明者)在抗戰期間便掀起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運動。
比如說，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僅不進行社會改革，不改善民生，當權者還大發國難財。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時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的社會對國民黨當局最流行的諷刺。
比如說，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當局搭上美英戰車，雖停止了對日謀和的試探，大后方腐化之風卻急劇滋長。如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借機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公開譴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結果被關進了上饒集中營。蔣介石的愛將湯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過硬仗一時全國有名，然而他在管轄河南時民謠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湯”之稱，豫籍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稱以“湯”害民最甚。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回憶，他接到控告湯恩伯部掠奪民財、民田、民女的狀紙都厚達盈尺，而蔣介石卻放縱這個心腹愛將。
正面戰場潰敗的原因復雜，但實質原因是統治集團腐敗導致士氣渙散
理論周刊：您如何解讀國共兩黨的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
徐焰：戰爭中的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較量，這包括士氣、技術水平的對比。在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台兒庄一役取勝，其余會戰都以敗退告終。國民政府將失敗歸咎於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對豫湘桂進攻，竟然又讓國民黨軍一潰千裡，淪陷了有6000萬人口的地區。在戰爭勝利前夕正面戰場又出現大潰敗，不僅使反法西斯盟國感到驚訝，也受到國內人民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再也無法推諉於武器的原因而稱“軍紀、風紀”不振。
抗戰期間的國民黨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征軍等少數部隊除外）戰斗力不強，除了武器系統性、標准性差之外，關鍵在於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軍的一些部隊還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相比之下，日軍士兵大多經受“武士道”熏陶和嚴酷訓練，如戰爭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准確地打中百米內的目標，他們對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於國民黨軍。
同正面戰場相比，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在裝備最落后、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群眾擁護和官兵英勇的奮斗精神。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隻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槍平均隻有30發子彈。八路軍出師之初幾乎沒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閻錫山軍丟棄的12門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僅有的一個炮兵團，因炮彈無來源隻能在關鍵性戰斗中偶爾使用。從1937年至1940年，國民黨當局每年隻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發子彈，解放區的槍支彈藥來源主要靠戰場繳獲，名副其實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八路軍、新四軍靠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不斷發展壯大，至1945年夏發展到93萬人，有37萬支槍，在解放區還有裝備簡陋武器的220萬民兵。
抗日戰爭中敵后戰場抗戰的艱難，特別表現為彈藥奇缺。全民族抗戰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平均每斃傷一敵消耗30發子彈、7枚手榴彈。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世界戰場的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平均斃傷一名敵軍需消耗子彈2000發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上斃傷一名敵軍平均需耗子彈5000發。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國民黨軍統計共耗用子彈17.09億發、炮彈959萬發、手榴彈和槍榴彈2359萬枚。按蔣緯國在《抗日御侮》一書中統計，國民黨戰場共斃傷日軍85萬人（國民黨軍基本不同偽軍作戰），計算起來平均消耗子彈2010.6發、炮彈11.3發、手榴彈27.8枚才能斃傷一名日軍。
國共兩黨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如此不同，連美國派到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中將都盛贊共產黨而一再斥責蔣介石集團無能，主張將援華武器一部分分配給“能打日本”的部隊即八路軍。1944年美軍派到延安的觀察組的報告，也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於共產黨。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隻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理論周刊：關於國共兩黨的武裝在戰場上的表現，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認為，共產黨軍隊在敵后“游而不擊”、“乘機坐大”。您怎麼看？
徐焰：國民黨政府污蔑共產黨軍隊在敵后“游而不擊”“乘機坐大”，這種說法根本違背了戰爭基本規則，即隻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國民黨掌握國家政權並有外援的飛機、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彈藥補充，抗戰時消耗子彈就達17億發，有條件與日軍打正規戰。而在落后山村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基本沒有外援，主要靠輕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戰，平均一支步槍僅十幾發子彈，隻能用人民戰爭來對抗強敵。
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后開創根據地后，日軍面對其后方基地和運輸線受到威脅，長期以其在關內的約半數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治安戰”，並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實行了“鐵壁合圍，捕捉奔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戰術，還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摧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1941年和1942年間，敵后解放區人口曾降到5000萬，八路軍、新四軍的數量降到40萬。在這種艱苦環境中，敵后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才得以堅持下來，並在1944年后再度迎來大發展。事實証明，當年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隻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前面講到，八路軍、新四軍能在最艱苦的敵后堅持抗戰，靠的是人民擁護。當時國民黨派到敵后的兵力遠比共產黨多，游擊戰卻沒有打成，其軍隊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間掠取更會結怨於百姓。在日軍“掃蕩”下，敵后國民黨軍倒真是陷入“游而不擊”的狀態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敵當了偽軍。至1943年以后，敵后抗日武裝力量中就隻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一統天下。
抗戰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通過改造舊社會，贏得了民主進步，中華民族復興有希望了
理論周刊：抗戰時期中共承擔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進步的雙重任務。這種從民族解放到民主進步的革命的勝利，對中華民族復興有何意義？
徐焰:抗日戰爭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從這個觀點出發，從人民戰爭這方面說，是國民黨政權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哪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裡。總的來說，在第二戰線已經開辟，敵后戰場不斷擴大的同時，正面戰場屢戰屢敗，全國人民，特別是大后方人民對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到底的能力，發生了從來未有的懷疑。敵后抗日根據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國民黨統治區獨裁專制、貪污腐敗橫行，大后方的大學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黨派的政治傾向發生了動搖。美國記者、大后方報紙記者，紛紛訪問延安，乃至六參政員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國的希望、把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總之，抗戰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通過改造舊社會，贏得了民主進步，中華民族復興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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