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勁：中國比較政治學進入發展新階段

作為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比較政治學在中國走過了一條較為獨特卻又凸顯內在邏輯的發展道路。深植於成文典籍中的比較研究傳統，滋養了中國學人在歷史研究和現實分析中對於比較方法的廣泛應用﹔聚焦於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家國危機而轉向域外尋求強國強兵之路的努力，成為中國比較政治研究最初的發展動力。新中國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確定、改革開放大業的啟動以及經歷了快速發展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促成了當代中國比較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持續發展，並且推動中國比較政治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比較方法是中國政治智慧的基因，挽救近代民族危機是最初研究動力

在方法論維度上，比較政治學首先涉及比較方法的發展與應用問題。早在司馬遷撰著《史記》時，其分類體系即展現了比較方法的特質，尤其是有關人物的“列傳”，往往是將具有“可比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物安排在一起而寫成“合傳”，例如《老庄申韓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等。因此，真正的歷史學著作，很少不用歷史比較方法的。這種傳統對於中國學者乃至中國社會的影響至深且巨。從這個意義上講，被馬克思推崇為“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之一”的比較方法，也是一向倡導“知古鑒今”“知己知彼”和“中外融通”的中國政治智慧的內在基因。

在研究對象上，比較政治學首重外國政治研究。伴隨著西方和東洋列強利炮堅船而來的民族危機，殘酷地迫使清末以來的知識分子自覺自願地了解或引介有關“夷情夷務”。無論是頑固保守派“西不如中”的見解、開明改良派“中體西用”的要旨、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抑或激進分子“全盤西化”以求革故鼎新的吁求，大都建立在理解或誤解外國情況並與中國進行特定比較的基礎之上。甚至可以說，近代以來中國主張革新或反對革新的主張和運動無不包含了中外比較的思維活動。正因這樣，梁啟超先生在廣為流布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一文中明確指出：“以今日論之，中國與歐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途。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之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在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學術活動中，也可以發現相似情形：對比外國列強而生發出對本國封建落后、積貧積弱的悲憤，再度研究外國以尋求振興之路，直至“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經歷兩次集中發展並步入新的發展階段

當代中國比較政治學，經歷了兩次發展高潮並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爭取相應的國際地位，中國的外國政治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得到發展。1963年底，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了“加強全國國際問題研究”的座談會，隨即中央下發了《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決定》。國際問題和外國問題研究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此奠定的資料積累、知識儲備和人才隊伍為后來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從根本上改變了比較政治學的學術環境，更以巨大的知識需求推動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發展。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與教訓，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和改革轉型的關鍵環節，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不僅成為中國推進改革發展的借鑒，而且成為中國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參照﹔參與國際事務的實踐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現實，再度強化了研究外國、認知世界的知識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從譯介外國資料和外國學者的著作入手，中國學者開始用敏銳的眼光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大學和科研機構也開始了系統化建設比較政治學學科的嘗試。因此，改革開放后形成新一輪研究高潮，啟動了此后持續不斷的學科建設努力，比較政治學成為大學課程的必修科目，比較政治學研究教學人員、學刊和機構數量不斷增長。

近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道路、“一帶一路”的熱烈討論，標志著比較政治學正步入學科發展的新階段。立足於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以及對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中國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大國﹔中國發展模式的成熟度和穩定性，已經使得中國本身成為世界各國比較政治學者的研究對象，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對此展開了熱烈對話。中國以全新的姿態和體量和平崛起於世界、以全新的倡議和戰略積極作用於全球，這又對中國的比較政治學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承擔起時代賦予的使命責任

在中外學者的互動中，在學科知識的交流中，中國的比較政治學正經歷著新一輪的研究高潮，而其特質將會是多重意義上的學科轉型。

拓展研究視域。以往的研究更多地關注於發達國家和傳統強國，當下乃至未來，中國學者無疑會將更多精力投注到亞非拉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經濟發展有更多聯系的國家群體，例如“金磚國家”、周邊國家以及“一帶一路”參與國家。這種研究視域的擴展十分必要並迫切。在中國的企業家、創業者和投資商已經遍及全球各個角落尤其是進入不發達國家的時候，相應的知識供給卻極度稀缺。已有的比較政治學積累顯然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中國學者應擔當起拓展研究視域的使命與責任。

拓展研究主題。以往的比較政治學主要致力於被動地填補知識空缺，今后應更主動地選擇和拓展新的研究主題。面對中國發展的現實需求和未來挑戰，面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新問題和新任務，展開更有針對性的比較研究，從更廣泛的全球治理、地區治理和國家治理經驗中尋求啟發，尋找適應中國發展的解決方案和思路。

創新研究方法。以往我們的研究主要依賴於二手文字資料和前人的知識積累，當下和未來應該更注重直接的田野調查和實証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會有中外雙邊教育交流的發展，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深入世界各國展開專業研究，還會有客商者、僑居者和旅游者以獨特視角提供第一手資料和參與式研究。借助於當代新的科技手段和認知方法，這些努力必定會發展出更加豐富的方法論。

提出新的比較參照體系。以往我們主要依據源於西方經驗的概念體系和理論脈絡分析、研究各國政治現象和世界政治發展，今后應在更加深刻認知自身與世界的基礎上，根據從中國自身發展所概括生成的經驗認知和理論觀念，形成具有中國化理論創新特征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工具，進而提出具有全新意義的研究議題和學理框架。

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研究成果。以往，比較政治學尚處在學科起步的層級，難以形成具有重大意義的研究成果。未來，中國學者應充分利用新的研究條件、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努力提出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學術對話價值的研究成果。在這樣的研究成果中，不僅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和可供借鑒之處能夠得到深刻說明和闡釋，同時能夠矯正西方中心主義的偏狹，比較政治學的學術價值也會得到更好體現。

當代中國的比較政治學，與國家的成長共長，與社會的進步同步。當下，比較政治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也需承擔起時代賦予的使命責任，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步提供知識支撐、貢獻智慧力量。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