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是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后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於印度。
二是“規模大”的優勢。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台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隻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於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平，有的還很落后，不過沒有關系，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三是“后發優勢”。后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復制，然后在復制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採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字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沖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布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嘆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系，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后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沖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沖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系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沖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於“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泛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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