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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走向)

潘家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再思考

2015年06月29日08:2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原標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再思考(學科走向)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提出的。從那時起,學術界一直試圖將其納入經濟學范疇,構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到今天,盡管相關文獻浩瀚、研究成果豐富,一些學術機構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列為獨立學科,但其理論、方法和實踐依然面臨諸多困惑困境,亟待革命性突破。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究竟路在何方?

  復合多維的理論認知使理論體系構建出現碎片化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認知,有經濟形態和經濟學說兩個方向。

  經濟形態論認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就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有如宇宙飛船經濟、生態經濟、國民經濟等,是一種經濟狀態和特征的描述,屬於規范經濟學的范疇,主要解決“是什麼”“應該怎樣”的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形態中,有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支柱或要素,尋求的是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環境可持續。經濟效率,在宏觀經濟層面表現為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在微觀經濟層面則是利潤或收益最大化。社會公平,不僅指當代各社會群體、同一社會群體內部不同個體之間的公平,而且包括代際公平。環境可持續,則被界定為滿足未來人類發展的需要。顯然,這是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解讀。

  經濟學說方向或者說實証經濟學范疇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構建,基於可持續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著眼於描述、解釋、預測可持續發展經濟行為。其經濟學基礎是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逐步建立並完善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環境經濟學、將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作為資產的可枯竭資源經濟學和考察生態平衡與保護的生態經濟學。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市場價值實現,可再生資源的更新速率,不可再生資源對發展的剛性約束,則或納入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或作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分析架構。

  可見,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有規范經濟學和實証經濟學兩種體系,而每一種體系內部又具有復合多維的特征。這就使其理論構建不可避免地出現機械拼接或碎片化問題,嚴重制約甚至阻礙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集成和方法創新。

  測度多元的方法論困境阻礙理論完善,削弱實踐意義

  從規范經濟學的視角,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實現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環境可持續三大目標。對於單一目標,測度可比,方法明確。但三大目標之間則測度不可比,缺乏綜合集成的方法,隻能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實現多目標管理。2000年發布的具有廣泛政治共識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涵蓋減貧、普及小學教育和環境等八大領域,大都有明確的目標值。聯合國通過長期談判形成的“2015年后發展議程”,用“可持續發展目標”替代“千年發展目標”,將目標領域拓展到17個,甚至涉及一些綜合性的城市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內容。但顯然,這些領域之間相互獨立,不可比,甚至可能相互沖突或矛盾。而在需要權衡取舍時,又缺乏協同這些目標的方法手段。學界試圖將目標作無量綱化處理,使目標值具有可比性,但不同目標在權重選擇上依然缺乏科學的方法基礎。

  相比較而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實証研究方法將可持續發展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環境資源要素,進行貨幣化市場價值核算,克服了測度多元的困難。例如,消費者對環境質量需求的顯性偏好,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或生態修復的市場投入,均可用貨幣表現。正是基於這樣的統一測度,世界銀行從20世紀80年代起開展環境改進的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我國2004年也啟動了具有官方色彩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並測算出了數值。但所有這些嘗試都未能獲得學界和社會公認,原因在於:第一,缺乏倫理價值基礎。一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一個物種的消失,在市場上值多少錢?第二,供求規律失靈導致缺乏定價基礎。比如,一個物種消失后便沒有了市場供給,此時供求規律便失靈了。第三,缺乏科學信息。比如,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環境問題的危害性有多大?目前研究獲得的信息尚不足以支撐市場選擇。

  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不論是作為規范經濟學還是作為實証經濟學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均遭遇了方法論困擾,不僅阻礙了理論的完善和創新,而且使其實踐意義大打折扣。

  增長導向的決策實踐使環境可持續和代際公平目標趨於弱化

  可持續發展的定位和落腳點均在發展,而發展主要以經濟增長來測度。這就使得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實際應用表現為增長導向,導致理論構建中環境可持續和代際公平目標趨於弱化,現實中環境可持續性挑戰愈發嚴峻。

  經濟、社會和環境作為可持續發展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在實踐中並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依賴的。經濟增長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目標,而且支撐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就業,就不能擺脫貧困,也沒有能力保護環境,因而就有貧困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根源之說。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通過分析經驗數據得出結論:環境質量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時很好,而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斷惡化﹔達到一定收入水平,環境質量則隨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而不斷改善。

  但是,這樣的簡單研究結論忽略了保護環境的主觀努力,容易導致人們以為隻要經濟發展了,環境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得到解決,從而偏向於以經濟增長或收入水平測度發展。比如,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將減貧列為第一位,認為將社會弱勢群體的發展和保障作為目標,就是對資源環境的保護。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秉承這一思路,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也以發展和保障發展為導向。2000年的“千年發展目標”提出每天1美元、2015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提出每天1.25美元作為絕對貧困線標准。而對於環境保護,在聯合國的目標體系中則缺乏明確標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哥本哈根達成的防止全球平均氣溫再上升2℃的目標,只是一個政治目標或口號,並沒有以減排責任的方式落實到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中。同樣,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環境標准也沒有得到體現。

  這樣一種增長導向的政策選擇和決策實踐,確實有利於消除貧困和改善民生,也具有廣泛的現實政治基礎和緊迫性。但在政策執行中,人們為實現經濟目標往往忽略環境成本和生態損失。這樣的觀念和做法,使得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構建中的環境可持續和代際公平目標逐漸弱化。因為尚未出生的未來人類群體不能參與當前的政治選擇,而環境可持續也並不具有剛性約束。

  根本出路在於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發展范式轉型

  從根本上講,不論是規范意義上還是實証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均源於古典經濟學效用價值論,從屬於工業文明的發展范式:功利主義的倫理價值觀,效用或收益(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函數,滿足需求的消費觀念,供求均衡的市場價值規律,自然資源的貨幣化、資產化管理等。這盡管有一定合理性,但存在理論與方法上的根本缺陷: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和不同選擇下的巨大自然資源價值(資產)差異增加了政策選擇的難度和風險﹔將自然資源作為滿足人類需求的消費物品,保護生態和環境是為了作為消費物品的生態與環境的永續供給﹔不涉及當代人需求滿足或效用價值低廉的生態和環境“物品”,不論子孫后代是否需要,都被視為沒有價值而不必保護,危害環境可持續。

  工業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雖經過幾十年的理論、方法與實踐探索,依舊方向不明、效果不佳,困境重重。事實上,可持續發展需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需要人與自然的和諧。隻有社會公平是不夠的,還要有社會公正,保障社會成員的尊嚴與權益﹔忽略生態公正是不行的,生態價值獨立於效用價值,保護生態和環境不僅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而且是為了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生態價值並非人類勞動的產物,如果產生市場需求,就可以用貨幣度量﹔但簡單將自然生態系統貨幣化或資產化,則有違生態公正和尊重自然的價值觀。生態系統的唯一性是無價的,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將生態系統貨幣化或資產化。這也就注定了不論是規范的還是實証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在工業文明范式下均沒有出路。

  工業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可持續發展,隻有通過發展范式轉型,提升為生態文明經濟學,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有別於常規的工業文明發展范式。它尊重和順應自然,而不是功利主義地改造和破壞自然﹔尋求社會和生態公正、保障生態安全,而不是簡單的需求導向的社會公平﹔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環境的貨幣或資產收益最大化。隻有在生態文明的發展范式下,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才能明確發展方向,實現理論認知、研究方法和決策實踐的全面提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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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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