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中西古代政治學說之比較

　　“政治”是政治學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一個歷史范疇，與國家相伴而生，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其內容及活動的形式和范圍。以這一概念為線索，結合中西比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學說。

　　“政治”一詞的本義，在中國和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政治”源於古希臘語的“城邦”（城市國家）一詞，政治學即“國家學”。在中國古代，“政治”通常稱為“政”或“治”，主要指布政治事，“治者理也”“勞心者治人”。這就是說，政治的活動方式是“治”，“治”的對象是“人”，“治人”的目的是使之安定、有秩序、服從管理。“在君為政，在民為事”“政者事也”。“為政”“從政”“執政”即行使權力、治理國家。“政”又稱為“刑政”，主要指一種統治手段。中國古代的“政體”一詞雖也涉及制度，但主要是指統治方略。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所說的“政治”，主要指治國之道。

　　然而，如果據此推定中西方古代政治學說在對象、內容和范圍方面有重大差異，或認定中國古代政治學說僅關注治國之道，就會失之偏頗。其實，中國古代的“政”與“治”是包括國家制度問題的，如人們議論政治時常講“政者，正也”“政者，制也”。既然政治的目的之一是率民遵循正道，就必然需要定制、立法、制禮，這就涉及確立政體、制度、法律及行為規范等一系列問題。國家與法的問題一直是中國古代政治學說所關注的重大課題。以現代意義上“政治”一詞為標准去考察，不難發現，中西方古代政治學說雖各具特點、各有側重，但所涉及的對象、內容和范圍並無大的差異。

　　比較而言，中國古代政治學說的確更偏重治國之道的研究。這個特點可能與中國很早就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有關。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德面對的是眾多城邦組織該如何選擇理想的國家制度問題，他的學說必然以國家理論為中心。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學說以教權與王權哪一個應居於最高地位為中心課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后，人們力圖以人權代替神權、以國家代替教會，因此致力於重新解決關於國家體制和建立原則的認識問題，從理論上証明各種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不是由教會和教條創造的，而是以權利為依據、由國家創造的。西方政治學說之所以更重視國家與法律問題，固然與學術傳統有一定關系，而現實的政治需要才是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后，現代西方政治學開始把目光移向如何維護這種制度，其學術重點也因此而轉向政府決策、政治參與、政治行為、政治文化等。這個變化很像中國古代的情況：大一統制度確立以后，大多數思想家更關注治國之道。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政治學說以國家政權為中心，兼及各種政治現象，提出系統政治主張。應特別指出，中國古代國家政權的核心是君主與君主制度。以儒家政論為例，儒家是以“禮”來概括自己的政治學說的。禮的核心問題是社會政治結構、國家政體及相應的政治規范。儒家以天道、人性、道德論証君主制度、等級制度的絕對性，然后以此為前提，討論王道仁政及禮樂刑政等具體的治國之道。儒家的政治學說幾乎包納了中國古代的一切政治現象，其他學術流派的政治學說大多與之類似。法家的政治學說則顯然是典型的以君主為核心的“國家論”“法制論”。

　　中國古代政治學說包羅萬象，有時還與其他領域的學說理論交織在一起。因而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時，研究的內容和范圍寧失之於寬，勿失之於狹。除了關於國家、政體、法制的理論，還應根據中國古代政治學說的特點，關注政治哲學、社會模式理論、治國方略與政策理論、政治實施理論、政治權術與政治藝術理論、政治道德理論等，關注其他門類學術理論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論內容。

　　（作者為南開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