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交往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后就開始並將一直持續下去的基本實踐活動。回顧自己探索人類文明交往歷史的學術歷程，許多時候又回歸到“何謂歷史”這個史學原問上來，尤其是回歸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歷史觀上來。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作為歷史科學分工而不可分割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實際上就是自然和人類彼此制約、互動交往的宏觀歷史科學。我關於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觀念，正是源於此種人類史與自然史相互交織的大歷史觀，然后又在研究世界史特別是中東史過程中逐步形成。
人類文明交往是一個歷史哲學命題，需要認識“文明”與“交往”之間的有機聯系。可以這樣表述這種聯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價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諦在於它自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質。文明交往的生命力、價值和人文精神，集中表現在它廣泛而強大的六種交往力：精神覺醒力、思想啟蒙力、信仰穿透力、經貿溝通力、政治權制力和科技推動力。這些交往力彼此作用、形成合力，通過文明的內在傳承和外在傳播渠道，縱橫交織地匯成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人類文明交往又是一個不斷趨於自覺的過程，其歷史主題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的自我身心的交往，其交往運行方式呈三角形路線圖。三角形的底邊是人與自然的交往，三角形的兩條斜邊分別是人與社會、人的自我身心的交往。三者的交往互動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和不同人間這“三間”聯系中，以不同的具體內容與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人類文明交往的自覺性主題是：對自然認知上有“知物之明”，對社會認知上有“知人之明”，對自我認知上有“自知之明”。綜合起來說，便是“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覺，全球文明”。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的核心，是要明白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通過明白發展規律而獲得自覺。有了這種自覺，才能對自然不掠奪，對別的文明不霸道，對自己的文明不糊涂，從而防止文明交往過程中的“交而惡”，引導文明交往走向“交而通”的光明前途。
人類文明交往還是一種文明觀。人類歷史可以說經歷了文明前史、文明史和世界歷史三個時期。今天，世界面臨重重危機，安全、貧窮、愚昧、野蠻、戰爭、恐怖主義等困擾著人類。人類文明交往的自覺是人類走出危機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文明之間重要的和平交往形式——文明對話，在當今時代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要對話不要對抗，要和平不要戰爭，應成為國際關系中文明交往的趨勢。為了促進這一歷史進程，我們需要新的文明觀。盡管當今世界戰亂不斷，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總要在一個地球上生活，各種不同文明總要交往對話，這就需要有公認的文明交往秩序和道德倫理。
總之，人類歷史是人類文明交往從自發走向自覺的歷史。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觀念反映著不同文明之間和同一文明內部的交往，反映著物質、精神、制度、生態等文明的交往關系，反映著人類對真、善、美良知本性的弘揚。它強調“聯系”反對“隔絕”，關注“變化”反對“僵化”，主張“整體”“和諧”，並把這些哲學概念化為“交往”“互動”，從而形成了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哲學觀念。這一歷史哲學觀念的核心思想是人文精神，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的有機統一。正如《易·賁》所講：“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中華文明的大文明觀。也正如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關於天人、古今和自我關系的大歷史觀。探究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觀念，是一個需要長期深入思考的問題。隻有不斷完善它，把握其內在規律，才能促進人類和諧相處。
（作者為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名譽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