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12年前那場肆虐中國、震動世界的非典疫情,讓我們頓然意識到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體制並沒有使瘟疫的威脅遠離現代社會。這一事件開始促使人們更多去關注疾病和醫療的歷史,反省現代的衛生保健政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醫療史研究開始興盛,而“生命史學”這個概念的提出正是對中國醫療史研究意義與前景的最好詮釋。
關注生命:中國醫療史的興起與問題
在我國,雖然現代意義的醫療史研究已有近百年歷史,不過史學界對它的關注則肇端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台灣史學界。差不多10年后,大陸史學界也開始有學者介入其中。新世紀以來,醫療史研究逐漸興起。其興起的背景,除了醫療衛生問題不斷凸顯等現實因素外,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史學界學術潮流的轉變。這裡面既有國際學術思潮的影響,同時也源於史學界對以往研究的不滿和反省。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兩岸史學界都提出了“還歷史以血肉”或“由‘骨骼’進而增益‘血肉’”這樣的訴求,進而發出了“‘人’到底在哪裡”的追問。從這些訴求和追問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強烈的關注生命的意味。由此可見,中國醫療史研究從興起伊始,就有比較明顯的關注生命的意蘊。
由於疾病與醫療問題直指生命,所以通過醫療史研究來關注生命顯然是十分自然的。不過問題在於,疾病、醫療並不等於生命,提出關注生命也未見得真的就具有了生命意識,就能夠在其醫療史的論述中找到鮮活的生命。提出關注生命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還是如何關注才能讓史學大廈入住生命。以往我們所作的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果真是在關注生命嗎?不得不承認,許多研究真正關注的實際還是社會而已。顯然,關注生命僅有意願仍遠遠不夠,還需要更新學術理念,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國內相當多研究者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新瓶裝舊酒”的情況還相當普遍。要真正關注生命,需要引入“生命史學”。
何謂生命史學
10年前,台灣的醫療史學者李建民曾出版《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一書。作者在自序中稱,“《生命史學》旨在建構一個完整的古典醫學研究體系”,從自序及其內容可以看出,作者所謂的“生命史學”是指研究生命的史學,其實就是指醫療史。這樣的用法當然沒有問題,不過筆者於此提出的“生命史學”,不僅將其視作一個研究領域,同時更是指一種意識和研究理念。“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讓其回到人間,聚焦健康。也就是說,我們探究的是歷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制度和環境等外在性事務,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群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對於“生命史學”,我們可以用三句話來加以闡發:一、歷史是由生命書寫的。這就意味著我們探究歷史時關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識是理所當然的。二、生命是豐富多彩的、能動的。這就是說,歷史固然有結構、有趨向,但歷史的演變不是所謂的結構可以全然決定的。鮮活而能動的生命不僅讓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和多樣性,也讓書寫豐富、復雜而生動的歷史成為可能並且變得必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更多地關注文化的意義與影響,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興史學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三、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這表明,雖然生命史學探究的范疇並不僅僅局限於醫療史,但直接關注健康並聚焦於健康的醫療史無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內容。
生命史學視野下的中國醫療史
就此看來,當今中國的醫療史研究盡管往往以關注生命為標識,甚或自視為生命史學,不過仍有許多研究多少有些名不副實。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舉起生命史學的大旗,在生命史學的視野下開展中國醫療史研究,那麼,其意義就不僅僅在於彌補以往的歷史研究忽略疾病、醫療這一人類生活中重要內容的缺憾﹔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作為一項新興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更新觀念,強化生命意識,通過引入和實踐一些新的學術理念和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從方法論上推動史學發展。不僅如此,它還將有利於從醫學人文角度更好地展現疾病和醫療的社會文化維度,讓更多的人意識到疾病與醫療問題不只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是社會文化問題。
當下的中國醫療史研究盡管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自身的醫療健康問題必將更為關注和重視,也自會對這些問題作出更多的敘說和思考。這種重視,必然會促動人們更多地從現實乃至歷史角度去思考疾病、醫療的本質,並省思當今通行醫療模式和認知困境。如果我們能自覺地在生命史學的關照下展開中國醫療史研究,它的價值和意義終將會得到學界和社會的認同,成為中國主流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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