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揚：為經濟學發展作出中國貢獻

　　理論聯系實際是我們黨的優良學風。新形勢下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發揚這一優良學風，從我們的成功實踐入手，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我看來，至少在如下領域我們已經具備了創建中國經濟學的條件，可以為世界經濟學發展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獨特性

　　最近，國際計量史學界披露的一項研究成果認為，工業化是3000余年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人類歷史隻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這是因為，從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水平在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裡基本沒有變化，工業革命之后才逐漸上升﹔在微觀方面，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發生了本質性的變革。在工業化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經濟增長都符合馬爾薩斯定律。即：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繼而人均收入增加，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但是，人口增長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減少，生存挑戰越來越大，進而導致戰爭或瘟疫發生，並再次導致人口減少，如此循環不已。工業化打破了這個循環，因為工業化使人類可以迂回生產。有了迂回生產，科學技術就能對象化，財富就能不斷積累。所有這一切，都帶來生產率不斷提高。工業化如此重要，它發生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首先發生在英國？他們的結論是，因為那裡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換是通過非暴力的“光榮革命”，在意識形態上則歸功於啟蒙運動，等等。

　　這是一個我們應該研究而且可能產生世界影響的論題。按照國際標准，我國的傳統工業化已基本完成，但我們走的顯然是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我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步步走下來的。歸納而言，政府的積極作為、人民的自主創造、集體組織的轉型等構成我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總結我國工業化的實踐經驗，抽象出其中的成功要素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我們當可對經濟學發展作出獨特貢獻。

　　人口負擔成為人口紅利

　　近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增長靠的是收獲了幾種紅利，其中人口紅利作用最大，而目前人口紅利已釋放完畢。關於人口，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人口紅利，但在改革開放之初，從國內到國外，從政策到理論，人口幾乎眾口一詞被當作中國發展的沉重負擔。因為人口過多，而且人口結構高度年輕化，中國自己解決不了吃飯問題，所以需要控制人口。對此，當時有不同看法。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是“口”，糧少人多，所以要計劃生育，減少人口﹔另一種觀點認為，人是“手”，眾人拾柴火焰高。在當時的條件下，前一種觀點是有道理的。但自改革開放以來，眾多人口成為我們收獲人口紅利的基礎。如今，人口紅利將逝，我們需要努力延長人口紅利，還須創造其他紅利。

　　這又是一篇大文章：闡釋清楚導致人口從負擔向紅利轉變的體制機制以及技術變化過程，發掘其中的決定要素、關鍵環節和內在邏輯，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這樣，中國將為世界特別是廣大亞洲、非洲國家作出重大理論貢獻。

　　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理想的情況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僅限於“守夜人”。與此對應，西方經濟學從“單個的人”出發，基於所謂“理性人假設”，伴之以“看不見的手”，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龐大體系得以建構發展起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自古以來就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用，因此在中國，理想的目標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都不是從個人而是從集體出發的，講求的是在集體發展起來之后個人享受其應得的一份。在中國自隋以來便實行的科舉制度下，參加殿試者回答皇帝的“策論”考題，需要“治國平天下”的思路，其中以經濟為主。中國的經濟學強調的是“經邦濟世”“經世濟民”，這與西方經濟學是不同的。

　　任何不懷惡意的人都承認，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密鑰”。但是，囿於西方經濟學，多數人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認為，這只是某一發展階段的情況，一旦越過這一階段，我們還須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卻。更有一些居心叵測者套用西方經濟學概念，稱中國的成功是因為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關於政府作用的理論，從而也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礎。就連那位曾妄言“歷史終結”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他勾畫出的經濟社會體系是由無數個人通過契約連接起來的。然而，他在晚年接觸到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文獻資料后，便敏銳地意識到，在遠東存在著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那裡，一切從社會總體出發，並以總體與個體的和諧為歸宿。因此，應當有一個遠東特色的經濟學，並且馬克思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下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只是天不假年，這項研究未能完成。今天，我國的經濟學家理應承擔起這個歷史任務，全面總結中國5000年治國理政經驗，認真分析我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從功能和體制機制角度加以研究，構建一個從全局而不是個人利益出發，闡述良治社會下政府應有的作用及其行為規范（而不是“守夜人”），再進一步構建一個政府、企業、居民各安其責、和諧共處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抽象出一套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這樣，創建中國經濟學的夢想就是可以實現的。

　　破解發展的“雙缺口”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是西方經濟學專門研究發展問題的一個大分支，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發展領域的延伸。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雙缺口”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后，是因為普遍存在兩個制約其發展的缺口：一是國內存在儲蓄缺口，二是對外存在外匯缺口。破解“雙缺口”，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后，最終成為發達國家的關鍵。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証明，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雙缺口”的狀況基本未得到改善，這才造成它們在危機后的頭幾年發展十分迅速，然而，當美國開始“量寬退出”，大量資本由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回流時，人們沮喪地看到“雙缺口”依然如故。在這個背景下，我國自1994年開始便從根本上沖破了“雙缺口”。因此，隻有我國不受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國內政策的外溢影響，基本可以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保持穩定增長。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總結這個奇跡中的關鍵環節、體制機制安排，並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疇，進而用某種邏輯將它們構造成體系，便能形成一個漂亮的中國發展經濟學，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復制可借鑒的經驗。

　　城鎮化問題

　　今天，我國的城鎮化沿著老路已經走不下去。實踐讓我們反思：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否也犯了照搬西方的錯誤呢？進一步分析，是否城市的功能及概念在中國和西方存在不同，從而關於城鎮化的理論，中西方也是兩個套路呢？我傾向於認為是這樣。眾所周知，歐洲城市化興起之前存在的是“先進的農村、落后的城市”，因而那裡的政治格局是“鄉村統治城市”（《共產黨宣言》語）。在中國，城鄉關系從來就是與之相反的。因此，基於歐美的實踐談城鎮化同基於中國的實踐談城鎮化，可能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當我們希望從西方國家借鑒城鎮化經驗時才發現，在那裡，城市化從來就沒有被當作特別重要的問題看待，像樣的理論著作也十分鮮見。

　　因此，我國城鎮化的含義、目標、起點、過程、影響以及城鄉互動機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關系等都應重新考量。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應特別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特別重視從我國的實踐中提煉理論。事實上，在我國福建、江蘇、浙江、廣東、山東等省，用傳統西方標准來衡量的城鎮化已陷入停頓。一方面，那裡的農民不願意用自己的土地權利去交換城市的市民身份（所謂“市民化”）﹔另一方面，這些省份的鄉村和小鎮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吸引著城裡人向鄉村流動。經濟學者要做的是，總結這些地方的經驗，提煉概念、找出規律、形成理論。

　　互聯網經濟和互聯網金融

　　互聯網正不可阻擋地改變著我們的一切。這種改變“大象無形”，以至於我們離開它已寸步難行。目前，全世界有大量經濟學者在研究互聯網問題，雖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由於互聯網的發展，全部經濟學都應當重寫。互聯網對金融的沖擊也是革命性的。基於互聯網，我們的經濟社會可能產生“去央行化”的私人貨幣，從而走出貨幣被消滅的現實道路。

　　之所以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在互聯網的發展上走在前列。因此，我國的經濟學者如果能認真總結發展互聯網經濟和互聯網金融的經驗，提煉、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疇、規律、范式和體系，就能產生世界領先的經濟學成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