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日益崛起，中國共產黨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國際學界逐步形成了一門新興學科——海外中共學。海外中共學起初是區域研究、政治學研究、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方向，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綜合交叉學科，成為海外中國學的重要內容，也成為國際社會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由來已久。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逐漸引起海外關注。早在1926年，蘇聯人葛薩廖夫就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簡史》，介紹了中共早期情況。1932年，美國外交官柯樂博給美國國務院報送了《共產主義在中國——1932年來自漢口的報告》，向美國政府介紹中共領導的紅色政權的發展情況。1937年，美國記者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讓西方社會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形象。1947年，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撰寫出版《中國的驚雷》一書，介紹了中共情況。這些研究當然還比較初步，可以視為海外中共學的萌芽。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全國執政，國際學界關於中共的研究開始蓬勃興起，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規模。新世紀以來，海外中共學則日益成為國際學界的熱點。在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等高等院校是海外中共學研究的主力軍，像哈佛大學就設立了十幾個研究中共的教授崗位。
海外中共學這一新興學科具有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包括對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黨的地位、黨的歷史、黨的建設、黨的思想理論、黨的國際形象、黨際交往等有關問題的研究，以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等著名學者為主要代表，形成了比較獨立的研究和教學群體。從研究內容上看，海外中共學涉及內容比較廣泛。一是關於黨的性質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史華慈和魏特夫就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否是列寧主義政黨論爭過。新世紀以來，狄忠蒲、貝淡寧等探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民族性，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性﹔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從領導人民的“致富黨”轉為更加注重發展民主的“民主黨”。二是關於黨的歷史的研究。上世紀末，《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劍橋中國史》第14、15卷）成為海外中共黨史研究的名著。近年來，麥克法夸爾等撰著的《毛澤東最后的革命》等著作在國際學界產生較大影響。三是關於黨的建設的研究。近年來，狄忠蒲等對新世紀以來中共黨的建設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共是更具適應性和堅韌性的黨。為了加強對黨的理論建設的研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施拉姆主持了英文版毛澤東文集編輯項目，已經出版了8卷。四是關於黨的執政方式與執政能力的研究。一些學者對中共的執政方式、中共執政能力的構成要素等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共已經具有強大的韌性，能夠長期執政。賽奇撰著的《中國政治與治理》、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等，都認為中共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五是關於黨的主要人物的研究。在這方面，對毛澤東的研究比較多，一些國際著名哲學家如齊澤克還發表了研究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專著，認為毛澤東是“哲學王”。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以國外學者視角敘述鄧小平的豐功偉績，肯定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六是關於黨的軟實力的研究。約瑟夫·奈認為中共在國內外都已經有了強大的軟實力。中共的軟實力是這個政黨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黨員和群眾自願跟隨的能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共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這是中共軟實力的重要來源。
海外中共學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和學術影響。例如，美國研究中共的學者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從研究情況看，絕大多數海外學者認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不少海外學者的中共研究往往從西方中心論出發，抱著冷戰思維，存在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研究成果仍然較強地反映著“西方普世價值觀”。面對海外中共學的發展，國內學界應當積極回應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關切，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提升有關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國際話語權，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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