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與時代互動是史學發展的動力

史學與時代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科學認識兩者的關系，對於今天史學的發展、對於應該弘揚什麼樣的史學傳統，無疑有著重大意義。史學與時代的關系，從本質上說是社會思想與社會存在關系的一種表現，而史學傳統正是在這種關系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對史學、時代、史學傳統作整體上的辯証認識，有助於揭示我國史學生成和發展的特點，有助於當今史學更好地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

時代孕育史學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史學是對客觀存在歷史的記錄和解說。史書是史學家撰寫的，但從根本上說是時代孕育的。

《春秋》是我國古代的著名史書，它與時代是什麼關系呢？孟子這樣說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在這裡，“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可以說是《春秋》作的時代背景。西周至春秋時期，《詩》不僅與政事有關，而且是周王室與諸侯國之間以及諸侯國使者相互交往中傳遞思想的工具，是統治階層人物不可缺少的修養，故有“《詩》以言志”的傳統。正因為《詩》有如此重要的分量，在“《詩》亡”的時代背景下，孔子作《春秋》。《春秋》與時代的這種關系，反映了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時代的變動及其特點，影響著一代代史學家，促使他們撰寫出各具特色的歷史著作。

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記下父親司馬談同他訣別時的遺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表示一定實現父親的遺願。這番不朽的訣別對話，不僅反映出“漢興，海內一統”的時代面貌對司馬氏父子的深刻影響，而且兼及孔子作《春秋》的時代背景。司馬遷撰成《史記》一書，自有多方面原因，而“漢興，海內一統”當是這一偉大著作產生的最重要條件。

同樣的道理，從班固的《兩都賦》中，人們可以看到西漢王朝的盛大氣象以及東漢興起后建武、永平間的“中興之治”是如何激發起他寫《漢書》時的那種虔誠和熱情。再有，史學家們能夠寫出完全意義上的兩晉史《晉書》，能夠寫出摒棄了以往南朝、北朝相互詆毀的新著《南史》《北史》，是因為唐王朝的盛大政治局面給史學家們提供了新的認識歷史的基礎。兩宋的建立，先后都面臨著尖銳的矛盾，統治集團和士大夫階層多懷有深深的憂患意識。在北宋，史學家以唐為鑒的歷史意識十分突出，《唐鑒》《唐史論斷》《新唐書》等是這方面的幾部代表作。在南宋，史學家們面對半壁江山，激發起撰寫本朝史的強烈願望，於是《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續資治通鑒長編》等著作面世。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歷史發生劇變，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孕育了《海國圖志》及一系列邊疆史地研究著作與外國史地研究著作，這是人們所熟悉的。

由此可知，史學從根本上說是時代孕育的。認識時代對於史學的影響，是認識中國史學最重要的環節。

史學滋養時代

從辯証觀點來看，一方面，時代孕育了史學﹔另一方面，時代所孕育的史學必定是時代所需要的，史學對時代有滋養作用。史學滋養時代，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從史學中尋求歷史借鑒。以史為鑒，是史學滋養時代最重要的功能。三千多年前，周公指出：“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這是中國最早的歷史借鑒思想。兩千多年前司馬遷說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學習歷史、認識歷史，目的是以史為鑒，這道出了史學最重要的社會功用。一千多年前，司馬光在關於《資治通鑒》的《進書表》中寫道：修撰《資治通鑒》，重點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目的是希望讀者尤其是最高統治集團“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就把歷史借鑒的意義講得十分清楚了。

從史學中參透做人原則。中國史書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寫出了各個不同時代、不同身份、不同氣質的人。閱讀他們的傳記，品味他們的人生，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可以從中悟出做人的道理。司馬遷是最早為眾多歷史人物立傳的史學家，他立傳的標准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文武大臣、英雄豪杰、市井小民，在司馬遷筆下都被寫得栩栩如生，讀來耐人尋味。誠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說：“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是史學對於時代的重要價值所在。

從史學中汲取歷史智慧。歷代史書所記包羅萬象，舉凡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民族、軍事、天文、地理、民俗以及各種制度等。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是歷史智慧的淵藪、前賢思想的寶藏。清人王夫之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他認為，史學中所蘊含的“得失之樞機”可為后人“效法”，可為“來者師”。拿政治智慧來說，如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貞觀政要》一書，記唐太宗與大臣討論治國理政方略，歷史經驗與現實決策緊密結合，多有發人深省處，為歷代所重視。歷史上，《貞觀政要》被譯成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受到廣泛重視。

從史學中認識文明傳承的連續性。我國史學歷來十分重視歷史的連續性發展，孔子講三代之禮，司馬談稱贊周公、孔子對歷史連續性表述方面的貢獻，司馬遷的《史記》更是具體地寫出了自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約三千年的歷史進程，這些論述本質上都是在講歷史的連續性發展。自班固《漢書》問世后，尤其是唐代設立史館把修撰前朝史作為史館修史活動的重要方面，於是歷代王朝為前朝修史成為制度，自《史記》至清修《明史》，凡“二十四史”，成為記錄中華文明連續性發展的主要歷史文獻。這種對歷史發展連續性的重視以及為此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對於增強國人的歷史意識、維護和促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產生了巨大作用。

史學與時代互動形成優良史學傳統

在時代孕育史學和史學滋養時代的辯証關系中，積兩千多年的發展，我國史學逐漸形成自身的優良傳統，如人本主義傳統、史學審美傳統、史家修養傳統等。這些優良傳統，經歷代史學家的闡發不斷豐富了原有的內涵而獲得新的生命力。當下，我們要從時代與史學的互動中推動我國史學發展，尤其要注意弘揚以下三個傳統：

追求信史的傳統。孔子告誡學生：“多聞闕疑，慎言其余。”這是強調“信”的重要，做人如此，治學也是如此。《穀梁傳》明確指出：“《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表明孔子的《春秋》講求信史原則。司馬遷繼承了孔子講求信史的傳統，故其《史記》被后世學者譽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南朝劉勰作過這樣的概括：“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此后，史學家們對講求信史原則作了多方面的闡述與研究：從史學傳統上進行論述的，有劉知幾《史通》中的《直書》與《曲筆》﹔從理論上進行論述的，有宋代史學家吳縝在《新唐書糾謬·序》中闡明“事實”在歷史撰述中的決定性作用﹔從文獻的利用與抉擇上進行論述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考異》﹔從歷史與史學關系的辨析上進行論述的，有清代考史學者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崔述的《考信錄》等。錢大昕說得好：“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這幾句話，反映了我國史學家追求信史的傳統和信念，我們應該將其發揚光大。

經世致用的傳統。這個傳統反映了我國史學家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發端於春秋時期：楚庄王時，大夫申叔時主張以春秋、世、詩、語、故志、訓典等歷史文獻教導太子，是較早論歷史教育的記載﹔楚昭王時，左史倚相能以“訓典”輔助政治，使楚王“無忘先王之業”，左史倚相被譽為楚國之“寶”。育人、輔政，這是史學經世致用的兩個重要方面。在孟子看來，春秋末年社會動蕩，“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種說法雖然有所夸大，但反映出以史學經世自覺意識的提升。不論是以“述往事，思來者”為宗旨，還是有感於“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以及明確昭示所撰史書以“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為目的，都貫穿著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和傳統。史學之所以具有經世致用的功能，是因為史學內容豐富而且視野恢廓，所述上下古今而與現實多有聯系。清人王夫之盛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認為：“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史學有如此的功能和魅力，故其經世致用傳統源遠流長。

憂患意識的傳統。清代思想家、史論家龔自珍有一句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龔自珍這話，精辟地概括了我國史學所具有的鮮明的憂患意識。他說的“三千年史氏之書”，應是從《詩經》《尚書》時代以來的全部史書，其言可謂偉矣。當然，龔自珍有這種認識，顯然同他處在鴉片戰爭前夜的歷史形勢有關，他是一個社會危機的先覺者。但他強調“史氏之書”，說明他又深受歷代史書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驚心動魄的。首先，史學家們所敘說的周、秦、漢、唐、宋、元、明這些盛大的朝代，都曾經有過自身的輝煌，但都不能免於衰落、敗亡的命運，其原因何在？清朝雖有“康乾盛世”，也已經成為過去，清朝的歷史命運將會怎樣？這是歷史上的重大問題，也是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其次，歷代史學家寫出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嘉言懿行”，盡管他們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命運，但他們的思想與事跡顯示出了對社會的關注和對歷史前途的認識所凝練成的憂患意識，打動了當時的一些人，感染著一代代后人，使精神力量轉變為物質力量，對社會進步產生了積極作用。再次，許多史學家自身的憂患意識不僅浸潤在他們的歷史撰述中，也往往通過他們表達的撰述意圖和有關言論，給時人與后人以深刻的啟迪和不盡的思考。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兩千多年后，龔自珍把這種憂患意識從史學領域作了精辟概括，揭示了我國史學這一優良傳統的積極意義，這對今天史學發展仍有啟發意義。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