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編纂：中國史學優於西方史學

　　中國傳統史學的發達舉世公認。西周初年，就產生了內容極其珍貴、編纂體例高明的經典史籍《尚書》。此后，經過歷代史家不懈努力，史學成為中國傳統學術中發達的學術門類，不但鴻篇巨制不斷涌現，而且內容豐富多樣、編纂形式各擅其長、體裁種類琳琅滿目。與西方史學相比，歷史編纂是中國史學最為優長和最具特色之所在。

　　歷史編纂決非簡單技術問題

　　《四庫全書總目》將歷代史籍區分為15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雜史、別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梁啟超《新史學》則將史書體裁區分為10種：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雜史、傳記、地志、學史、史學、附庸。風格各異的歷史著作形式是無比寶貴的文化遺產。

　　史書體裁的豐富多樣顯示出中華文化的巨大創造力。客觀歷史是復雜豐富、多維度演進的。古代史家所創立的每一種重要史書體裁，都表明史家是採用某一獨特視角去觀察和記載歷史。如，編年體主要從時間維度、按年代先后記載歷史﹔紀傳體主要從人物活動維度、以眾多歷史人物的參與和成效記載歷史﹔紀事本末體主要從事件維度記載歷史﹔典志體主要從典章制度和社會情狀維度記載歷史。如此等等，最終形成體裁多樣、繁花競放的局面。每一種體裁都有成功之作世代流傳。這些名著是史家嘔心瀝血著成的，其成功體現了進步的史識、淵博的學識、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嚴密的編纂方法。

　　以往一般認為，史書的體裁體例似乎隻關乎技術問題，其實決非如此。史書的體裁體例與其內容、思想是辯証統一的，組織形式的運用、結構體例的處理體現出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包含著多方面的思想價值和深刻的哲理。白壽彝先生曾說：“史書的編纂，是史學成果最便於集中體現的所在，也是傳播史學知識的重要途徑。歷史理論的運用，史料的掌握和處理，史實的組織和再現，都可以在這裡見個高低。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章學誠所謂史德，都可以在這裡有所體現。”這一論述對於我們有深刻啟發。我們應當對歷史編纂學的內涵和意義重新給予恰當定位：歷史編纂學是一個時代史學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也是衡量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史德達到何種水平的有效尺度。史家再現歷史的能力如何？其史著傳播歷史知識的效果如何？在這裡都直接受到檢驗。歷史編纂學既是史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又是研究史學發展的新穎視角和重要方面。通過研究歷史編纂學，可以拓展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因而是新的學術增長點。

　　從編纂思想入手揭示史學名著成功的真諦

　　我們對多部傳統史學名著作深入個案研究后發現：歷史編纂每一項卓有成效的改進和每一種新的史書體裁的創立，都是因為史家對於客觀歷史進程有了新認識，而后才在史書結構或敘述范式上採取了新的表述方法﹔都是因為編纂思想更加進步、合理、嚴密而帶來的成果﹔都是史家在哲理上獲得新靈感的體現。研究歷史編纂學，探討史家編纂思想的成就是關鍵環節，研究史家在體裁運用、體例處理上的具體做法也隻有結合其思想觀點上的創獲才能有恰當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釋。我們應把從編纂思想入手揭示史學名著成功的真諦，作為推進歷史編纂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所謂編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馬遷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之“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二是史家對客觀歷史進程的理解，並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顯的。三是史家為了達到再現客觀歷史的復雜進程，如何精心運用體裁形式、進行體例上的處理。四是史家的編纂思想如何與社會環境、時代條件息息相關。以下，不妨以《史記》和《漢書》為例進行探討。盡管這兩部名著以往的研究成果都很可觀，但如果從編纂思想入手揭示其成功的真諦，仍能得出許多新認識。

　　《史記》中設有《秦始皇本紀》，其前面又設有《秦本紀》，這本是司馬遷的精心安排。可是以往有的評論家卻不理解，批評司馬遷“自亂其例”。如劉知幾根據“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的標准，批評《周本紀》記文王以前和《秦本紀》設立不當。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也有類似指摘：“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為《秦世家》。”劉知幾、司馬貞等拘於“本紀”隻能用於天子、表示至尊這一“史例”，要求削足適履，讓內容去遷就形式。司馬遷創立“本紀”，固然用以代表帝王處於封建政治等級結構的頂端，而更重要的是，“本紀”在全書中起到史事總綱的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論《秦本紀》撰述義旨時說：“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這就點明昭襄王時秦之帝業已成，這是作《秦本紀》的原因所在。

　　到底是讓史例服從史實，還是讓史實適應史例，二者的分歧實則在於能否透過表象看到歷史發展的實質性內容，能否把握到歷史發展的趨向。今天我們細心分析《秦本紀》在反映歷史發展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較前人的認識又會有所推進。一是在編纂思想上，司馬遷是要以《秦本紀》擔負起春秋和戰國兩個歷史時期歷史總綱的作用。二是《秦本紀》又一撰著意圖，是以秦逐步奠定統一中國的雄厚基礎為主線，這正預示著中國歷史由各國並立向實現統一方向發展的客觀趨勢。總之，在《秦始皇本紀》之前設《秦本紀》，是司馬遷基於認識歷史進程復雜性和確切把握歷史發展走向而獨具匠心的安排，是根據表達實質性內容的需要而對體例的有意突破，決非“自亂體例”。在十二本紀中，秦佔了兩篇，唯有這樣做，才與秦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稱。分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認識通史著作中如何體現“通古今之變”，對於認識《史記》是卓越史識和完善體例的有機統一體，以及了解歷史思想與編纂體例的辯証關系，都是極有意義的。

　　再以《漢書·刑法志》為例。此篇是班固所新創，是《漢書》的成功篇章。在《漢書》十篇志的排序中，列於《律歷》《禮樂》二篇之后，居於《食貨》《郊祀》等七篇之前，可見對其重視程度。本篇突出的編纂思想，是肯定漢代刑法的進步。篇中詳載漢初約法省刑，法律簡明﹔漢文帝除肉刑﹔漢宣帝慎於刑罰，親自決獄。而同時，班固又據實記載社會進程中互相悖反的演變趨勢，即揭示出一再從皇帝詔令、大臣奏議中反映出來的減輕酷刑、刪定律令的客觀要求，與一些人主張過刑之謬論和竭力維持嚴酷舊制之間的直接矛盾。班固在篇末深刻地表達出史家強烈要求刪定律令、公正審案、解救民眾痛苦的著述目的，其高尚的史德躍然紙上。以往有的研究者為了凸顯司馬遷，有意貶抑班固的史學地位。我們從編纂思想來分析《刑法志》，証明實際上班固從總體上繼承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並加以推進。這就為正確評價《漢書》的成就進一步提供了依據。

　　歷史編纂在與時俱進中體現中華文化創造力

　　中國歷史編纂是與時俱進的，幾種主要的史書體裁都不是凝固不變的。譬如，司馬遷創立的容量廣闊、諸體配合的史書形式為班固所繼承，而班固又根據時代需要“斷漢為史”，恰恰適應了歷代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特點。班固又創立了《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藝文志》等，以后都為歷代正史修纂者所沿用，被稱為后世修史者“不祧之宗”。《三國志》從記述三個地方政權並立的需要出發，創立了既有分又有合的特殊格局。其他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也都經歷了各自的演進過程。幾種主要史書體裁又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如《史記》以記人物為中心，但本紀各篇又都採用編年的形式記事，其“八書”又開創了典志體之先河。而且書中許多篇章記述史事也明顯具備事件的起因、發展、高潮、結局等基本要素。再如《資治通鑒》是發展了的編年體，內容豐富，無所不包，其中就有大量記載人物活動和典章制度的內容。它雖然按年記事，但每一復雜事件在書中都原原本本載明來龍去脈。正因為這樣，袁樞才有可能以事目為綱重新編纂成為《通鑒紀事本末》，雖是新纂之書，體裁獨創，而內容卻全部採用《資治通鑒》。至明清兩朝，新出現的紀事本末體越來越受重視，編纂成果蔚為大觀，產生了《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均為陳邦瞻撰）、《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撰）、《聖武記》（魏源撰）等名著。

　　至清代中葉，歷史編纂又醞釀著進一步重大變革。此時，一方面，由於先前陳邦瞻、谷應泰等一批史家的努力，晚出的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優點已備受學者關注。另一方面，沿用近兩千年的“正史”紀傳體，由於官府設局修史制度下史臣互相掣肘、互相推諉，嚴重妨礙修史者獨到見解的表達和創造精神的發揮，因而出現嚴重弊病。乾嘉時期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總結兩千年歷史編纂的演變，既高度評價司馬遷、班固等杰出史家的別識心裁和紀傳體容量廣闊、諸體配合的優點，又分析后出的紀事本末體有“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決斷去取，體圓用神”的優點，正好彌補紀傳體不利於反映歷史大勢的缺陷，因而提出“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作為改革歷史編纂的方向。由於章學誠善於把握“編纂思想”這一關鍵問題，總結了以往歷史編纂的經驗與教訓，並將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這兩種原本似乎互不相干的體裁打通起來考察，各取其長處而互相補充，因而預示了歷史編纂演進的大方向。近代著名史家梁啟超、章太炎等都朝著這一方向努力，作出了貢獻。此后白壽彝先生主張以“新綜合體”編纂《中國通史》，繼承了傳統紀傳體的優點，又加以改造，融合紀事本末體和章節體的長處，創立了由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體綜合的新體裁。

　　當前，認真總結和闡釋傳統文化的精華，並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以增強中華文化的創造力，是學術界面臨的重要任務。中國歷史編纂學是一個內涵豐富、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領域，我們應認真進行總結、闡釋，對其精華作出新概括，向世人展現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獨特魅力，為推動當今史學發展提供有益借鑒，增強中華文化的創造力。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