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創新與求實 歷史地理學發展之道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尚書·禹貢》和《漢書·地理志》，但長期以來並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作為歷史學的分支，以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義存在。1935年，當時在北平出版的《禹貢半月刊》才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作為刊物的英文譯名，直到1950年才形成自覺的學科意識和發展規劃。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歷史地理學界一致認為，學科框架已基本形成，各分支的成果已大致具備。此后又經過20多年發展，中國歷史地理學取得一批令國內外學術界矚目的成果，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回顧發展歷程，創新與求實始終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之道。

　　創新精神推動中國歷史地理學不斷發展

　　堅持創新是中國歷史地理學不斷發展並取得令人矚目成果的重要原因。以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成果《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例，它就是一個堅持創新的成果。編繪歷史地圖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公元3世紀裴秀繪制的《禹貢地域圖》18篇（幅）已經具備歷史地圖的要素，公元8世紀末的賈耽已以“古墨今朱”（以黑色標志歷史內容，以紅色標志當今內容）為方法繪成了全國性的《海內華夷圖》，傳世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歷代地理指掌圖》問世於12世紀初。1934年初，顧頡剛與譚其驤等籌備禹貢學會時，就將研制一套中國沿革地圖列為學會的主要任務之一。1955年，毛澤東同志要求為學習歷史提供實用的歷史地圖，譚其驤受命主編，數十位相關學者參加。開始確定的方針，是以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為基礎進行重編改繪。但他們很快發現，傳統的編圖原則和標准已難以適應現實的需要。如《歷代輿地圖》隻畫中原王朝，不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和聚居區域﹔採用大致相同的比例尺，無法適應歷史地名和其他要素相差懸殊造成的疏密不均﹔因採用的底圖精度有限，古今對照往往很不精確。經過一段時間摸索，最終決定將“重編改繪”變為新編一套《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

　　《圖集》以如實反映各民族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歷史為目的，確定以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為歷史上的中國的基本范圍。歷史上所有在這一范圍內活動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包括雖有部分轄境在此范圍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圍內的政權，都毫無例外繪入圖中。以前的歷史地圖集隻能以文獻資料為定點上圖的依據，而且由於歷史記載極為浩繁，編者精力有限，錯漏難免。在歷史文獻本身記載錯誤的情況下，地圖上的差錯更難避免。《圖集》充分利用歷史地理學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並盡可能吸收國內外已經發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關學科的成果，用於核實、校正文獻記載，填補文獻空白。如對邊疆地區圖幅的編繪，由於廣泛收集了少數民族的文獻資料，參考了國外的論著，所以內容更加豐富准確。對河流、湖泊、海岸線等歷史上變化較大的自然要素，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研究，因而改變了不少傳統的錯誤說法，對雲夢澤、洞庭湖、鄱陽湖、黃河、長江、海河、遼河等的變遷過程都採用了新的結論。對大多數隻能依靠文獻資料確定的點和線，也組織人員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糾正了很多前人的錯誤。無論總圖還是分幅圖，《圖集》都確定標准年代，盡可能顯示同一年代的政權疆域和政區建置。《圖集》採用了按各歷史時期的大行政區（或監察區、地理區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內容的密度採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時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圖，徹底解決了圖面疏密不均、內容相差懸殊的難題。

　　但嚴格說來，《圖集》應稱為中國歷史疆域政區圖，或者是中國歷史普通地圖集，因為它的內容隻包括歷史時期各個政權的疆域政區、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義的建筑，具有政區性質的民族分布，以及作為地圖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脈﹔而沒有表達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氣候、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內容。所以，從1982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下，歷史地理學界數十位學者合作編纂了包括20個圖組、千余幅地圖的三巨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已於2013年出版，后兩卷將於近年問世。這無疑也是堅持創新的成果。

　　另外，《圖集》採用標准年代，這固然使重建的歷史景觀更加科學，但也帶來新的矛盾。比如，由於史料方面的原因，《圖集》一般隻能選與正史《地理志》或補志所取的年份作為標准年代。但從歷史或歷史地理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年份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難反映出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地理志》所載往往是一個朝代的極盛疆域，選擇這些年代編成的疆域政區圖必然會給多數讀者造成一個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終強盛廣大的錯覺，不了解歷史上同樣存在過的另一面。以唐朝為例，盡管總圖已增加至3幅（總章二年，669年﹔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顯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變化，但分幅圖基本是以唐朝極盛的開元二十九年為標准年代的，因而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后這150余年的疆域收縮和政區變革就得不到反映。

　　由於印刷地圖既不可能將不同年代的諸多內容繪在同一幅圖上，又不能將歷史時期地理要素的全部變化都用分幅地圖表示出來，這種以靜態地圖來反映歷史地理動態變化的矛盾是無法得到解決的。歷史地圖的使用者會有各種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區，而且希望能對原圖上的內容有所取舍，刪去不必要的點線，增加自己的內容，以突出主題。他們需要的是各種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比例尺的歷史底圖，進而能將地圖上的有關要素量化，計算出具體的數據。現有的印刷地圖顯然遠遠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

　　另一個難題是文字考証與地圖的結合。即使是一般讀者，也希望知道歷史地圖制作的根據，例如為什麼某地要定在這裡，某條線要畫在那裡，都需要了解具體的史料根據﹔更不用說專業研究人員。當然，可以在地圖后面附上解釋文字，或在地圖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釋的專著，但都很難避免查找不便、無法與地圖上的點線對應的缺點。而且，考釋文字的詳略也不易掌握，簡略了雖能節約篇幅，但滿足不了專家學者的需要﹔詳盡了則往往數量太大，使用的人卻相當有限。

　　當地理信息系統和數字化地圖問世以后，這些難題就都迎刃而解了。本世紀以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通過國際合作，採用最先進的技術研制“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一旦這一系統全面建成，隻要信息具備，任何時間空間的歷史地圖和相關的信息都是模糊檢索、任意獲得，任何具有時間和空間指標的信息都能利用這一平台。這一系統採用國際先進技術，加上中國擁有持續年代最久、覆蓋范圍最廣、內容最豐富的歷史地理信息，因而這一系統擁有無可爭議的領先優勢。

　　求實學風使中國歷史地理學在堅持真理中經世致用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求實學風體現在兩個方面：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經世致用，服務社會。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既需要地理學的科學原理和精神，也必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但其研究結論有時會與已有的其他研究成果不同，或與當時的政策相悖。如1962年譚其驤先生發表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証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認為要根除黃河水害，開發黃河水利，必須充分注意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建議要積極地綜合性發展農、林、牧，逐步轉移或減縮耕地，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為合理利用。但在當時“左”的思想和政策影響下，他的結論和建議非但得不到重視，以后還成了他反對“以糧為綱”的罪狀。但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和實踐早已肯定了這篇論文的價值，他的建議已成為事實。

　　1980年，譚其驤先生在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方案中提出，唐時期的吐蕃分幅圖採用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為標准年代，以顯示吐蕃的極盛疆域。一些學者擔心這樣的畫法會被敵對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所利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學者往往心有余悸或心有預悸，不敢越雷池一步。譚其驤先生認為，“中原王朝管到邊疆非漢族地區應該畫，邊疆民族政權管到漢族地區也應該畫。隻有一視同仁，才能消除民族隔閡，體現各民族共同締造祖國歷史”。他的堅持得到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的支持：“我認為譚其驤老教授的意見是客觀的和公正的”。

　　經世致用、服務社會，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堅持的重要原則。禹貢學會籌備期和成立之初，正值國難深重之時，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邊疆史地研究、內蒙古考察、相關沿革地圖的編繪成為學會的重點。上世紀50年代后，侯仁之先生長期從事北京歷史地理和沙漠變遷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長期深入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開創歷史軍事地理研究，譚其驤先生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區海陸變遷等進行研究，並以數十年時間、合全學科之力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些都對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民族融合、社會和諧、人口控制、環境保護、防災抗災、城市規劃、文化傳承等領域，都不乏歷史地理學者的聲音和影響。

　　作為一門科學，歷史地理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歷史地理學者屬於中國、熱愛中國，始終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地理的研究沒有禁區，研究者享有充分自由，完全可以堅持自己的學術立場或見解，但在發表或運用這些成果時，會自覺維護國家利益、尊重民族感情、遵守社會公德。

　　不過，中國歷史地理學得以順利發展的時間畢竟不長，理論基礎比較薄弱，一些分支的空白還有待填補充實。我們要繼續堅持創新和求實的傳統，抓住科技發展的新機遇，爭取新的突破。如原始資料的一部分空白或不確定，有望通過大數據處理填補和共享，“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建成和不斷充實完善能更廣泛有效地服務國家，成果的深化和運用將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

　　（作者為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