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病”之官為何還能提拔重用
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提拔新人不僅是朝廷必須之舉，而且是必然之勢。然而提拔什麼樣的人走上高位，具體操作起來卻大有玄妙。上級官員又是出於什麼原因而願意提拔重用“帶病”之官呢？
一是由於政治斗爭的需要將“帶病”官員提拔到高位。還拿蔡京為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為了得到絕對控制權，與另一位宰相韓忠彥鬧得不可開交。韓忠彥想到了貶在定州當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過大仇，便把他調回翰林院擔任承旨，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時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們的彈劾，惡行昭彰，沒人不知道他是個“病得不輕”的壞人，韓忠彥這一招可謂引狼入室。結果沒過幾個月，曾布和韓忠彥兩敗俱傷，蔡京坐收漁翁之利，很快拿掉韓忠彥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給了權臣提拔“帶病”官員以可乘之機。如果帝王本身並不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又貪圖享樂，權臣很容易乘機弄權架空帝王，形成事實上的“大總管”。宋徽宗荒淫無度不恤國事幾乎無人不知，這樣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當道的格局幾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園林，於是極力促成“花石綱（運送奇花異石的船隊）”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宮苑）的修建，並置應奉局於蘇州。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屢屢動用國庫銀兩，每次都是幾十、幾百萬地支取。而這些銀兩，大都進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綱的蘇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也就是說朱勔升職后，又提拔親信擔任東南地區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與其說朱勔是被蔡京“帶病提拔”的贓官，毋寧說是與蔡京狼狽為奸。
三是同惡相濟的塌方式腐敗。歐陽修在《朋黨論》裡說：“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歐陽修看來，人有兩類，一類是以利天下為己任的君子，一類是以滿足私欲為目的的小人。“官”這個群體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還是小人居多，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道義忠信和腐敗貪殘。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雖然也有貪官，畢竟是個別現象，將這幾個貪官“棄市”也就罷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權，勢必造成滿朝文武同惡相濟，形成全方位劣幣淘汰良幣的局面。小人得勢后彼此“黨引以為朋”，構建成一個個貪腐山頭和利益團體，使整個官場流氓化、黑幫化。在這樣的官場中，“帶病提拔”才是常態，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還以巨貪朱勔為例，在他主持花石綱期間，“徐鑄、應安道、王仲閎（都是東南地區的地方官）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發不少償”。在這種情況下，所在地方官要麼為虎作倀，要麼遭罷免而淘汰出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一旦壞人掌了重權，按照與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戲規則操縱屬下，朝廷想整治都無從下手了。這種地毯式、塌方式腐敗不僅涉及到各層官員，甚至連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機大撈一把的機會。《宋史·朱勔傳》說，在運送花石的過程中，“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這些連“小官”都稱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貪污橫行，根本原因是他們上面有保護傘。
從以上史實不難看出，官員腐敗與否，關鍵還是帝王如何，倘若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國事，甚至不惜養虎成患，竭天下之財力滿足無盡的私欲，官員的腐敗便有了根基，不論是塌方式腐敗還是官員帶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此外，忽視道德培養，搞單純的經濟至上，客觀上形成“人人向錢看”的享樂傾向，也是誘發層層腐敗的重要因素。
（作者為江蘇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長篇歷史小說《趙宋王朝》作者）
【參考文獻】
①（元）脫脫等撰：《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②（宋）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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