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與史傳文學的異同——從“三國”的“史”與“文”說起

　　自明清以來，大眾對於國史最熟悉的段落，大概是“三國”﹔最津津樂道的歷史故事，可能是“桃園結義”“三顧茅廬”“赤壁大戰”﹔最傾注愛憎情感的歷史人物，大約為劉備、諸葛亮、曹操。這可以稱之為“三國文化效應”，而引發此種效應主要得力於元末明初羅貫中所寫的史傳文學《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既不像《東周列國志》那樣對史事作忠實的通俗鋪陳，也不像《封神演義》那樣恣意虛構，將殷周鼎革寫成神話，而是“據正史，採小說”，講述的基本史事和歷史演變大勢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但題材取舍、人物描寫、故事演繹則廣納傳說野史素材，並借助藝術虛構。在受眾那裡，《三國演義》經常被當作三國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學誠稱《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至觀者往往為之惑亂”。章學誠講的觀者“惑亂”，就是信史與史傳文學兩者間的矛盾性給讀者帶來的困惑。今日大量呈現的歷史題材影視劇，也給人們提出同類問題，值得關注。

　　《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依據的主要是西晉陳壽《三國志》及南朝裴鬆之《三國志注》。作為中國“正史”之一的《三國志》，是一部關於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三國志》敘事精煉，素稱良史，然有敘事簡略之短。南朝宋文帝時，史家裴鬆之奉旨為其作注，博引群籍140余種，注文多出《三國志》本文3倍。《三國志》和《三國志注》，大體提供了三國信史。羅貫中正是依據它們提供的基本歷史架構，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傾注自己的社會人生感悟，創作出構思宏偉、頗具史詩品格的史傳文學《三國演義》。

　　總觀《三國演義》對魏、蜀、吳三個集團的描寫，大體符合史事格局，反映了由漢而魏、由魏而晉的政權更替統系。可見作者重統而不違史，保持了對《三國志》的承襲關系，但人物形象刻畫、細節描寫多有虛構，以服務於擁劉貶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頌仁、譽忠責篡的政治訴求，其藝術效果是強烈的。

　　一般認為《三國演義》“七實三虛”，而我認為尚未達到“七實”，凡精彩情節多屬虛構。《三國演義》中關羽的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等壯舉，或為移花接木，或為純屬創編。諸葛亮事跡，隆中對有史據，而其軍事成就多轉借他人，如草船借箭乃孫堅、孫權父子所為。總之，對於《三國演義》我們隻能以文學作品欣賞之，從中獲得某種歷史感和充分的美學享受，切勿以信史待之。

　　從如何看“三國”這一論題可見，信史與史傳文學之間是既有聯系又大有差異的，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法國歷史傳奇作家大仲馬說，他把歷史當作挂衣服的鉤子，衣服則是他縫制的。大仲馬的《鐵面人》《三個火槍手》《基督山恩仇記》分別寫路易十四時代、路易十五時代、后拿破侖時代，其鮮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給人以藝術享受，但我們不必也不應當從這些小說獲得信史。對俄法戰爭史有精深研究的托爾斯泰所著《戰爭與和平》，不僅嚴格遵照歷史真實框架來撰寫，而且十分講究細節真實，可以作為19世紀初葉俄國社會的百科全書看待，但我們不必也不應當將這部小說當作俄法戰爭的信史。當然，不同的史傳文學與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戰爭與和平》比《鐵面人》更接近信史一些，《東周列國志》比《三國演義》更接近信史一些。但即使是《戰爭與和平》也不能作信史看待，《東周列國志》更不可取代《左傳》《戰國策》。

　　當下，史傳文學尤其是大量歷史題材影視劇廣為播放，關於歷史人物的史劇扑面而來（種種“戲說”“傳奇”尚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及歷史常識的功能，但對這一功能不可期望過高。優秀的史傳文學應當揭示歷史的本質真實，但既然是文學，必然有虛構，所述人和事不一定都是歷史實際甚至多半不是。完整而科學地講述歷史是信史的使命，不能以之苛求史傳文學。同此，雖然若干信史寫得富於文學性，《史記》便有“無韻之離騷”的美譽，但不能要求信史縱飛想象空間，充分滿足人們的文學賞析需求。

　　總之，“文”與“史”固然不可分家，但又不能混淆。文史各有職能，文學求美，史學求真，即使達成真美統一的上乘之作，文學與史學的主要功能也不能相互取代。一旦以“文”代“史”，便會導致章學誠所言的觀者“惑亂”。不能因這種“惑亂”去責備史傳文學，應該對“惑亂”負責的是人們混淆了“文”與“史”。作為觀者的我們，要想不受“惑亂”，就要學會把握信史與史傳文學的聯系性與差異性，把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証關系。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