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獨立公正司法與西方國家“司法獨立” 的根本區別

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同西方國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獨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內容。

一、西方“司法獨立”的含義

“司法獨立”是西方憲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又稱“司法權獨立”，是指“司法權從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離出來，在賦予獨立的國家機構場合，進行權力分立”。這個定義是有特定含義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學辭典》裡，概括了西方法學界關於“司法獨立”的特定含義：（1）獨立行使司法權，隻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2）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4）司法權行使時，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勢的牽制和影響﹔（5）在審判案件中審判權完全獨立，不受任何人指揮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這六個方面，完整涵蓋了西方國家“司法獨立”的要點。

從上述特定含義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概念具有專屬性特征。就是說，“司法獨立”隻屬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專屬性直接決定了對其解釋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國家固有的解釋，其他解釋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為什麼我國不能搞西方的“司法獨立”

在我國，如果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司法體制，就必然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

第一，如果實現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就要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是人類歷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國與西方國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體和國體，其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國的司法制度，必須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性質，“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必須體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這種能夠保障人民實際上而不是形式上當家作主的政體和制度，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即“一府兩院”作為政體看待，是不正確的。“一府兩院”不是政體本身，而是在政體制度下的國家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符合中國實際，是新型的政體形式。世界上哪個國家沒有“一府兩院”呢，他們沒有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獨立”，必然使司法體制獨立於我國的國體和政體的性質之外，獨立於人民管理司法的憲法要求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司法獨立”，隻有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從而改變整個上層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實行西方國家“獨立行使司法權，隻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就要否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

有些人提出，黨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敗和冤假錯案的根源”，應當實行“黨法分開”。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員會”。我們知道，各級政法委員會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組織保障，對於貫徹黨的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協調公檢法部門職能、統一指揮政法戰線的工作步伐、團結廣大法律工作者和保衛國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完全取消共產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有人主張的西方“司法獨立”中關於“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正是針對共產黨的領導的。

有些人為了實現“司法中立”，主張廢除審判人員和檢察人員由黨組織提名考核、同級黨組織或上級黨組織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則。同時，他們反對法官的黨派性，主張法官不能是共產黨黨員，“司法改革”就是要“黨員退黨”。這實際上就是否定“黨管干部”的基本原則，也是否定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實現西方國家“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和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就要把我國的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完全分割、對立起來，並使司法優位於立法和行政。

司法從來都是與立法和行政緊密相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揭示過司法與立法的關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離開立法，何談司法？資本主義立法的階級偏私，決定了司法的階級偏私。因此，在剝削和壓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義是不存在的。那種強調“立法機關對審判的監督通過立法來監督”的觀點，是不符合我國憲法規定的。我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本身依據憲法規定的權限，有權對司法、審判直接進行監督，司法權不能獨立於立法權而孤立存在。在我國，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質和效力。行政法規是各級法院司法審判的重要依據，可見司法權也不能獨立於行政權而孤立存在。

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得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也不得與行政法規相抵觸。顯然，司法解釋不能優位於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從國家機構角度說，立法機關優位於司法機關，全國人大優位於最高法院。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國家的“司法優位”，集中表現為“司法權優越”，就是承認法院具有法律審查權，這種審查權，是所謂“防止議會通過立法解釋改變憲法規定的含義”，以“對抗立法權的專斷”。在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人生活中處於核心地位”，西方國家法院院長可以當代總統、代議長。這種情況不符合我國憲法精神，不能容許在新中國出現。

第四，如果實現西方國家“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適當的地位。

西方國家的社會性質和法院的暴力職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學認為，“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法官不服從任何權威”，法官的職權高於一切，“拒絕政治、道德滲入”。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維護其職位特殊性：（1）實行職位終身制或任職年限不受公務員那樣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實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黨化，對政治取中立立場﹔（4）法官具有“造法”職能﹔（5）有職務豁免權，非經本人同意，不得解職、審級等調動，無法定事由和彈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訴。這樣的特殊身份和職業特權，使法官優位於政府官員，凌駕於人民大眾之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的對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資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獨立”本身意味著法官不可能按良心辦案，可他們卻欺騙說，隻有“司法獨立”才能保証法官按良心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