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悖論”這個課題——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甚至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為何能夠實現經濟三十余年超常增長？中國模式挑戰普世價值，只是西方的中國悖論之一。“對我們而言，中國是一個洲”，比利時一位男爵曾這樣對筆者說。在歐洲人看來，中國就如羅馬帝國未解體。歷史上，帝國的解體總是導致民族國家的獨立：一戰結束后的奧匈帝國，二戰結束后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冷戰結束后的蘇聯帝國，莫不如此。按照民族國家觀，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意識與身份認同。對“中華民族”這種超越傳統民族觀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難以理解。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需要切實回答好的問題。中國外交面臨西式話語霸權，因而呈現中國特色的外交悖論。
悖論一：他者化悖論——如果你不能表達自己，就將被別人去表達
馬克思曾經這樣描述19世紀的法國農民：“他們無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實際上，中國作為后發國家，也面臨著類似的窘境。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聞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識形態來表達的，並且被英語媒體所主導。中國享有經濟和文化的權力卻在政治上受到歧視，這使得中國往往面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們強調“和平”，人家側重“崛起”，致使我們想當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國人的外國觀其實是其中國觀的折射一樣，外國人如何認識中國，也是基於“鏡像原理”加以類比和想象的。隻有你的表達能力足夠強，抵消其類比可能和想象空間，才能隨著我們的意志建構自身形象，否則，就成為他者的想象。中國如何有效表達自己？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針對不同國度，針對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狀況，中國公共外交應該分門別類，順勢而為，追求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
悖論二：異化悖論——類比容易理解，但異化﹔不類比，又無法理解
當中國嘗試自我表達又如何？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間的理解也像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一樣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隻能按自己所創造的關於對方的圖景去理解對方，具有深入觀察的眼力的個人是很少的、少見的”。這一點，對於中國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國概念太中國化，不了解中國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國人很難理解。也因此，很難把中國的政治語言翻譯成他國語言。到底是遷就西方的理解還是讓西方遷就中國的理解，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論。
與此相關的又一個問題是，文化相似的國家更容易接受本國，還是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為本國所吸引？即所謂自然界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法則是否適用於公共外交？針對人際交往也有“由於了解而分手，不了解而走到一起”現象，中國公共外交是創造差異性還是共通性？文化差異、價值共通是公共外交致勝法寶，畢竟人們對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感興趣，但更認同價值相通的國家。這樣，傳統中華文化傳播不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重點，因為早已成為吸引力——無論與中國文化差異大還是共性強的國家都認可中華文化，但不能與今天中國身份和形象劃等號。中國公共外交應該追求基於共享價值的認同，並將共享價值轉化為人類共同價值，即從和而不同向殊途同歸演變。對像美國這樣的具有強烈宗教情結、希望中國皈依之的公共外交對象，我國公共外交目標更要實現從理解、寬容到認可、認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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