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首倡“新設計師”：志在中國夢，不是戴高帽

什麼樣的時代呼喚“新設計師”？

公方彬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我們更強調思想和政治的統一性、一元性，因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全黨全國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又由於其所處的決策地位，而起到決定作用，進而成為獨立的設計師。與此同時，國家設計是漸進式發展與周期性過程的結合。由於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穩定性，又決定了隻有大變革來臨，才呼喚新設計師的誕生。

新中國走過了漫長而又曲折的60多年，這60多年又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由毛澤東指點江山，后30年由鄧小平一統改革時代，“新設計師”為未來30年規劃藍圖指明方向，意味著習近平將是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后，又一位影響並改變未來30年中國命運的主宰者。

中國進入新的大變革時期，大時代、大轉折需要“新設計師”。第一，中國的國際角色在轉變，由跟著別人的音樂和規則跳舞，到參與規則的制訂。這意味著中國正走在大國道路上。能不能在這條路上走快走穩，關鍵在主導者。換句話說，我們既然認定西方霸權不利於世界和平，就必須設計出新的超越別人的新秩序、新規則。這離不開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與設計。

第二，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背后需要科學理論作支撐，也要更新政治觀。比如革命階段共產主義路徑是消滅資本主義，有了后來的“輸出革命”;而今我們講“命運共同體”，強調和諧共處，明確“不輸出革命”，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實現的路徑必須調整。換句話說，共產黨領導的執政道路隻能靠當代思想家、政治家來設計。

第三，經濟和社會轉型，涉及權力運行模式的重構，而新常態的確立不能靠舊有的經驗和做法，而應有大理論的支撐。既然堅持“兩個不走”，那麼第三條路就應更科學更通達。鄧小平已開啟這條路，但要成熟完善起來，必須將實踐升華為理論，復歸指導實踐。這是十分重大的時代命題，必須在設計師的主導下完成。

“新設計師”的形象清晰聚焦，有利於凝聚共識和力量

公方彬指出，中國的國情和政治生態，需要盡快把領袖特質清晰起來，並且聚焦，避免散光。“中國的精神系統與西方大不相同，西方的精神系統是靠宗教來支撐的，政治領袖的精神引領作用不大。中國不一樣，甚至說社會主義國家總體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有自己獨特的精神系統，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堅持的革命理論，打破了宗教，甚至打破了封建倫理，儒家文化也被削弱，我們突出了政黨的形象、政治信仰的魅力和政治領袖的精神引領作用。”

人的信仰不外兩種：一個是宗教信仰，另一個是政治信仰。既然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那麼革命時期隻有打掉宗教信仰，才能將人民群眾從宗教的宿命中解放出來，參加革命。既然不能信仰宗教，那麼就要信仰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不管哪種信仰，都必須有崇拜的對象。佛教講“經律論三藏，佛法僧三寶”，也就是說要有一個膜拜的佛。於是堅持共產主義這一政治信仰的人們，除了崇拜馬克思、恩格斯，還要有一個近距離的“神”，也就是本國領袖。這就是特殊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造神運動的根本原因。“文革”時期的造神的確步入誤區，但也啟示我們，不能信仰宗教，那麼就找一個值得崇拜的東西。

隨著中國的開放與人類文明進步，中國已經不具有“造神”的土壤，但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重要。不管是政黨制度決定的，還是文化心理決定，還是社會生態決定的，都得承認領袖在中國具有精神方面的作用，這是西方不具有甚至不存在的現象。既然重要，那麼就需要相關建設，其中領導人的形象要聚光而不能散光，明確“新設計師”，就是一種聚光舉措。

新設計師，是改革的形象，時代和社會引領者的形象，當這個形象清晰並確立下來，國家、政黨和民眾的精氣神必聚焦於此，沿著改革的方向前行，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撕裂，包括利益分裂、精神分裂、族群分裂、政治觀分裂，‘左’‘右’之爭那麼厲害，總難找到共識，就是問題所在。所以，我提習近平是中國大國道路上的新設計師，目的是為了把領袖的形象聚焦和清晰化，以此凝聚國人共識，引導價值取向。”公方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