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疑慮，不宜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
專家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主要是來自美國、俄羅斯和沿線有關國家的疑慮。減少疑慮、建立互信至關重要。可考慮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善用恰當話語體系，闡釋倡議內涵。國內專家普遍認為，要突出“一帶一路”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強調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經濟上平等互利共贏﹔“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經濟擴張”，也不是“中國一家獨大”，更不是謀求海洋霸權，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和勢力范圍。
鄭永年認為，國內有些研究和話語經常把經濟活動戰略化，用戰略甚至是軍事戰略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對外經貿策略，用“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概念，給地方政府或者企業的貿易投資行為人為添上戰略色彩，把本來可以成為軟力量的東西轉化成硬力量了。印度對“西南戰略大通道”很警覺，擔憂中國會損害印度國家利益。東盟國家對“橋頭堡”也很警覺，認為這個概念包含過多的軍事因素。俄羅斯則對中國的“西進”非常擔憂。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的核心是經貿，其性質是和平的。他建議不要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曾任駐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應強調中國不搞單邊主義，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避免使用“西進”“崛起”等帶有單邊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慮。
第二，兼容並蓄，對接現有區域合作機制。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俄羅斯是最具影響力的大國。目前，俄主導的機制有關稅同盟、歐亞經濟委員會、跨西伯利亞運輸委員會等。中亞地區影響較大的合作機制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8年啟動的“綜合研究絲綢之路——對話之路”項目﹔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及“北南走廊”計劃。歐盟前駐華大使安博指出，俄羅斯對蘇聯國家持有“主權有限論”，會對中國的進入保持警惕。中國若強調在“一帶一路”中與俄羅斯合作共贏，應會得到俄的支持。
“海上絲綢之路”面臨美國參與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區大國主導的多、雙邊機制的競爭，加之南海領海主權爭端，情況更為復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向陽認為，“一帶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對象的開放性兩大特征，其兼容並蓄的優勢，可以實現與現有區域機制的對接。
第三，擴大與各方的利益匯合點。多位專家建議，我國應與沿線各國當地企業、西方企業以及相關國際機構合作開發，通過構建多方利益共同體，減少外界阻力和疑慮，降低政治風險，提高合作的可持續性。如應善用多邊金融機構，聯合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共同為大型項目提供融資。我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應採取開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邊協作的金融平台。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的開放理念要體現在操作層面，首先要向合作國開放，讓當地社會和老百姓分享發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國家開放，讓有能力的外國公司都能參與到這個大構想中來，共同把這個構想做好。
創新合作模式，實現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實現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模式的轉變，創新合作模式，真正實現互利互惠。復旦大學教授趙華勝認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傳統模式是輸出廉價消費品，獲取能源礦產資源。這種模式的潛力接近用盡，也越來越不受歡迎。“一帶一路”旨在打造我國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以推銷廉價商品和獲取礦產資源為目標的模式與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舊模式並不是停止輸出消費品和放棄開發海外礦產資源，而是通過增加新的內容，改變合作的形式和內涵。新型合作模式應以推動“一帶一路”沿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為要義，這是我國與這些國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點。新型合作不僅符合對方國家的利益和需求，還將提升中國經濟存在的形式，從以商品存在為主進入到實體經濟，同時有助於改善我國的形象，提高我國的政治地位。“一帶一路”建設隻有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訴求作出回應，才會為這些國家所真正接受。
姚培生也認為，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過去一個時期，中國商人慣用的經商模式並非互利共贏，使這些國家對“絲綢之路”的根本目標保持警惕。哈薩克斯坦也已表示不願僅作為中國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希望通過合作實現產業升級。
形成國內合力，突出企業主體作用
國內專家普遍建議，要合理界定和發揮我國政府、企業及智庫等非官方組織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合力。
有學者建議政府做好對外政策溝通協調，營造良好合作環境，對內強化統籌協調，如設立“一帶一路”建設部際協調機制和有關省市參加的地區發展協調機制，內外結合，統籌兼顧，既發揮各部門各地區的積極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惡性競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認為，國內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業畏難現象並存。有實力的民營企業更不積極，這就需要政府層面加大統籌和協調服務的力度。
專家們提出，要樹立企業貿易投資合作主體的地位，引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參與，降低一些國家的疑慮，但同時要引導企業按照市場規則守法誠信經營，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姚培生認為，過去十幾年，我國企業在快速推進“走出去”過程中過於粗放，在一些國家留下負面印象。在吉爾吉斯斯坦，部分中國企業利用當地法律漏洞和混亂社會局勢牟取暴利，搶佔市場，頻頻發生與當地居民的糾紛，影響惡劣，對中國企業今后的進入帶來困難。因此，在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中，政府和行業組織有效教育引導企業和員工樹立良好企業和公民形象尤為重要。
專家們建議，在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要更多與社會組織合作。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阿明認為，東南亞很多國家的精英都受過西方教育，認可非政府組織，我國也可培育包括智庫在內的此類組織，為企業提供投資評估咨詢，尤其是如何權衡經濟利益與社會公益，幫助樹立良好的企業和國家形象。專家們也提出，目前，我國各類研究機構和高校在周邊國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對薄弱，急需增強有關研究力量，深化“一帶一路”國家國別研究，與有關國家智庫構建合作網絡，加大援外培訓、學術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養力度，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智力和人才支撐。
（蔣希蘅 程國強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合作局）
閱讀延伸
國內外哪些政學界人士
關注“一帶一路”
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國內外政學界的廣泛關注，這裡選錄一些代表性研究者：
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陳玉榮
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帕拉西奧
開羅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薩利赫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緬甸資深媒體人吳溫丁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盧賈寧
吉爾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長蘇爾丹拉耶夫
復旦大學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袁堂軍
希臘教育部原部長季亞曼托普魯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海林
青島對外友協原會長趙雪芳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研究員李建軍
曾任駐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大使姚培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阿明
歐盟前駐華大使安博
復旦大學教授趙華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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