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競成：中國傳統醫學的哲學思考

　　在中國傳統醫學領域，對待一些基本問題，如什麼是中醫、什麼是中國傳統醫學、什麼是民族傳統醫學、什麼是現代醫學、什麼是西醫等，存在不准確的觀念和認識，有必要進一步厘清認識、解決困惑。各民族的古典哲學常常是構建其傳統醫學理論框架的基礎，傳統醫學往往是古典哲學、臨床經驗和區域性文化的混合體。探究中國傳統醫學的哲學基礎及基本框架，對於推進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概況

　　中國傳統醫學是中華民族在長期醫療和生活實踐中不斷總結和積累而形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醫學體系，是中國各民族傳統醫學的統稱，主要包括漢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民族的傳統醫學，其中漢族的傳統醫學理論更豐富，影響也最大。在1840年鴉片戰爭前后，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並普及，漢族傳統醫學又有了“中醫”之稱，以區別於“西醫”這一現代醫學。

　　組成中國傳統醫學的各民族傳統醫學往往自成體系、各具特點：“中醫”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基本確立理論體系，以氣、神、虛、陰陽、五行等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為理論基礎，思維方式體現中國古典哲學的整體性、有機性與動態性等﹔維醫以氣質論與體液論等為理論基礎，也吸取了阿拉伯醫學和“中醫”的精華﹔藏醫以陰陽、四元學說為理論基礎﹔蒙醫以陰陽、五行、五元學說為基礎。

　　綜觀中國各主要民族傳統醫學的基本概念、成醫時間、哲學基礎、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機、診斷、治則治法、組方用藥特點等方面並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在諸多方面有很高相似性，均符合經驗醫學發展的規律。它們當中，又以“中醫”最為完整和成熟。

　　中國傳統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國各民族傳統醫學歷史悠久、各有特色，為保障中華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貢獻。但也應看到，中國傳統醫學發展歷程與西方近現代醫學迥然不同，它緊緊圍繞病証診治和解決患者實際問題這個中心，並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義哲學，建立了以陰陽五行學說、臟腑學說、體液學說、氣質學說等為核心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特別是“中醫”體系和其所體現的“中國哲學”一樣，代表了當時世界經驗醫學與哲學形態的最高成就。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很難發現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理論科學和基礎科學研究的蹤跡及其所作出的貢獻。古代朴素唯物主義哲學的共同特點，就是不能將自然界多樣性統一抽象為客觀物質性，而是用形象化的、具體的物質或運動形式來描繪和解釋現實世界的圖景。用一種、兩種或多種本原來解釋大千世界，這就形成了一元論、二元論和多元論。這種哲學理論多樣性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在古代中國的許多民族傳統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中醫”還是前述其他傳統醫學，在構建理論體系時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多元論，“中醫”和蒙醫等採用的是五行學說，維醫、藏醫等則採用四元學說。對比一下五行學說和四元學說的本質，不難發現兩者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我國古代多種民族傳統醫學之所以選用多元哲學，是因為它可以提供形式化的動力學模型，而一元論、二元論由於過於抽象而難以在自然科學領域得到具體應用。多元論不僅提供了哲學思想，也提供了構建多種民族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框架。

　　“中醫”之臟腑學說古稱“藏象”，意指“臟藏於內，而形見於外”。這表明，受制於時代特點，“中醫”臟腑學說是從機體外部現象入手構建的唯象理論，而非以機體內部臟腑解剖、生理等構效關系形式建立。各民族傳統醫學大都在唯象基礎上構建理論，又用唯象理論等將經驗抽象化、規范化，從而使零散經驗在統一的古典唯象理論中匯集，形成各種學說，以使經驗醫學得以保存、發展、交流和傳授。臟腑學說、體液學說產生的歷史背景有重要的相似之處：一是兩者都形成於鬼神致病論動搖以后，是繼宗教醫學或巫術醫學之后醫學理論的重建﹔二是兩者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義思想與有限臨床經驗相結合的產物，都屬於以古典哲學概念為基礎的經驗醫學理論。

　　其實，從哲學到具體自然科學門類，跨度甚大，中間需要許多認識充填，古代經驗醫學理論本質上都是古代多元論哲學的翻版。臟腑學說、體液學說正是以這種方式構建的。“中醫”用肝、心、脾、肺、腎替換木、火、土、金、水，臟腑被賦予五行的基本功能與屬性，臟器之間也被賦予五行之間的動力學關系。這樣，臟腑結構、功能與關系就成了人體組成與功能的基本模型，一切病理、生理過程都可從這個模型功能狀態變化中得到描述與解釋。維醫則是用血液質、黏液質、膽液質和黑膽質四種體液替換四元學說中的氣、水、火、土，同樣將四種元素的特性及相互關系引入體液和體液之間，通過體液的比例、分布和質量變化情況模擬與解釋人體各種病理、生理過程。從理論價值上看，臟腑學說和體液學說之間差異不大，二者都屬朴素的唯象理論，均有朴素整體觀、平衡觀、病因觀、病理觀和預防觀。但臟腑學說內容上比體液學說更豐滿，它把臟腑的功能通過陰、陽、氣、血、精、津液等中間變量與人體症狀及體征之類的外部變量聯系起來，以通過臟腑功能改變推理人體各種外部表現（包括症狀和體征），或通過人體症狀、體征等外部表現變化來辨別與設定臟腑功能的改變。不僅如此，傳統醫學的治則治法、傳統藥物藥效描述與療效確定等也分別被納入以臟腑學說、體液學說等為核心的統一的理論體系中，並因此實現病、証、理、法、方、藥的一體化。

　　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結構

　　借助臨床實踐和古典哲學等構建的中國傳統醫學，其龐大體系中有很多逐漸被現代醫學認同的技術與經驗，蘊含一些預示醫學未來發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但也存在帶有時代和文化烙印的朴素甚至錯誤認識。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結構可以分成三部分，即已和現代醫學形成共識的部分、不自覺領先於現代醫學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認識或加以摒棄的部分。

　　已和現代醫學形成共識的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中醫”和西醫的發展均進入新階段。隨著現代醫學影響不斷加深，特別是始於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中西醫結合”的發展，中國傳統醫學特別是“中醫”的一些理論、治則治法、方藥等的現代科學內涵得以部分闡明，中國傳統醫學結構也日趨明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就是所謂已和現代醫學形成共識的部分，涉及中國傳統醫學基礎和臨床的許多環節。中國科學院院士沈自尹的研究表明，“腎虛証”與現代醫學的早衰或衰老性變化相關。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關於活血化瘀治療冠心病等的系統研究，早已獲得“中醫”和現代醫學領域專家的一致認同。許多“中醫”古方所能主治的病証，基本可以等同現代醫學目前所能認識的某些特殊疾病或狀況。許多中藥單藥或組方具有較好療效，千百年反復使用且療效穩定，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這些中藥作用的環節也日趨明確。比如“麻黃治喘”，現代研究表明：麻黃所含主要組分麻黃素等屬於生物鹼類物質，是擬交感神經藥，作用於β—腎上腺素能受體﹔而洋金花平喘止咳解痙功效的基礎，部分來源於其所含的膽鹼能受體阻斷劑東莨菪鹼等。此種“已和現代醫學形成共識的部分”在以“中醫”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醫學的外科、骨傷科領域更是比比皆是。

　　不自覺領先於現代醫學的部分。中國傳統醫學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實踐醫學，理論體系主要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義哲學構建，大都採用“辨証論治”診治方法，運用天然手段治療疾病，強調療效，不強調與同時代科技發展相一致。現代醫學以“自然不能被認証就不能被征服”的觀點為基礎，強調還原論，要求與科技同步前進。因此，中國傳統醫學除了古老、朴素的特征，還具有超越時代的認識。以理論思維為例，中國傳統醫學在此方面對現代醫學始終有所引領，如“中醫”有“人與天地相應也”之說，這是機體與環境的統一觀﹔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等2008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從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角度，闡明了復方黃黛片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配伍理論及分子機理，影響深遠。另以針灸為例，根據機體不同狀況選用不同穴位和針刺手法，通過影響多個靶點干預疾病過程的多個環節，激發機體自身內在調節能力而達到治療目的，這些已被現代醫學所認可。

　　需要重新認識或加以摒棄的部分。科學理論隻有不斷認識與修正自己的短處才能進步，而其進步的標志則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論的產生。對中國傳統醫學理論也應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發揚其精華，摒棄其糟粕。“中醫”認為“心主神明”，現代科學研究已說明“心主神明”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腦。孫思邈《千金翼方》對硝石的記載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無毒。但現代研究發現，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誘發肝癌。又比如對杜若的記載是：杜若，味苦辛，微溫，無毒。其實杜若又名杜衡，含馬兜鈴酸，會造成患者腎衰竭，還可能導致淋巴瘤、腎癌、肝癌等一系列病症。諸如此類，也並不少見。

　　總之，中國是世界上傳統醫學最發達的國家，漢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民族的傳統醫學共同鑄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醫學，為保障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貢獻。全面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包括弄清其概念內涵、哲學基礎、歷史地位、組成結構、理論、經驗、技術、方法和方藥等，明確其長處和短處，借助現代科學技術與方法進一步確認其理論、經驗、技術、方法、方藥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及不科學和不合理之處，並開展橫向比較，擇優發展，弘揚中國傳統醫學精粹，能夠有力推動現代醫學文明發展，造福中華民族，造福全人類。

　　（作者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中醫及中西醫結合科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