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韓慶祥教授解讀“新常態”與“新政”

　　韓慶祥，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央組織部聯系的高級專家。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主講專家。
　　學術研究方向主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人學、政治哲學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基本思路。人學研究及提出的能力本位論、社會層級結構理論、馬克思哲學三形態理論、三種機制理論、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基本思路等，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2004年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8年入選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2014年入選“國家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　

　　記者：韓老師，在您的學術研究中，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基本思想是從近階段開始的，且頗受關注。請問這與您之前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內在聯系，或者說內在邏輯是怎樣的？
　　韓慶祥：研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基本思想，是我學術研究歷程及其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在研究社會結構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其戰略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根本方略是全面深化公平正義改革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而全面深化公平正義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核心，就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調整權力結構及其權力運作方式。這在本質上就是結構問題。況且，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本質上就是對中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社會存在、社會實踐和社會歷史的反映。於是，我由研究社會結構問題，合乎我的學術邏輯，從學術上去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基本思想。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文本，我初步意識到是否可以用一個具有展望性的概念對其中蘊含的思想精髓、核心要義加以提煉和概括——“習近平新政”。我這裡講“新政”，不主張過於刻意拔高，而主張從哲學上實事求是地呈現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常態”。
　　記者：新常態，這可能是當下最熱的經濟關鍵詞了，怎麼理解您從哲學上所總結的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常態”呢？
　　韓慶祥：這裡的“新常態”，超越了今天人們所側重的經濟領域。我從學理上所理解的“新常態”的“新”，就是具有展望性的“新政”，而“常態”，就是基於現代新理念新規則而正在建立起來的常久持續的新秩序、新態勢和新狀態。盡管這種新常態還未完全成為一種形態，但可以從哲學上前瞻性地探索其雛形。
　　記者：那麼您所理解的習近平“新政”，主要體現在哪裡？
　　韓慶祥：在闡釋習近平“新政”之前，先做幾點說明：一是本論題是一種“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我是研究哲學的，哲學就是“高盧的雄雞”，它應對事物和對象進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二是本文只是“初步”研究的學術成果，還談不上屬於完整系統且具有內在邏輯的研究﹔三是我所講的“新政”，不主張“刻意拔高”，而主張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本為依據，從哲學上實事求是地呈現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常態”﹔四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各種嚴峻的矛盾、風險、困難和挑戰，“提出了許多新理念、新論斷、新思想，採取了許多新思路、新政策、新舉措，產生了新氣象、新變化、新效果，再加上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厚積薄發的特點”。
　　習近平“新政”，首先新在“堅定刻骨銘心的自信”。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縱向看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還是橫向看國際比較，中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於近代中國的落后及其被凌辱、欺侮和挨打，我們中國人相對缺乏國家自信和民族自信。比如，在經濟上，我們還沒有基於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和成就而提出自己原創的、為世界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中國經濟學理論﹔在政治上，一些人對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十分崇拜，而對1978年以來我國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不屑一顧。如此等等。正像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原主任柯偉林教授所指出的，中國已經強大，但仍然不夠自信。缺乏自信，就會動搖我們的理想信念，喪失我們的話語權。
　　對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所以，他三番五次強調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積極唱響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提升中國話語權，甚至強調要堅定刻骨銘心的自信。這種鮮明的自信是治國理政的認知和心理基礎，它不僅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而且更重要更鮮明地體現在他治國理政的行動上，體現在其所從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黨的建設、軍事和外交等所有活動領域。
　　記者：當前，我們的社會正在轉型。亨廷頓曾指出，現代化會伴隨風險。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我們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風險及難題？
　　韓慶祥：這也是習近平“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突破”。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真正自覺地開始認識現代化，並全面開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這可謂“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飛階段。這一階段的本質特征，就是“做大蛋糕”“組織動員”與“政府主導”。在現代化起飛階段，首要任務都是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追趕發達國家。尤其對具有“時空壓縮”背景與特征的中國來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及“追趕”的任務更為迫切。基於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定位”，我們黨把首要根本任務確定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即“定標”—“做大蛋糕”。要“做大蛋糕”，需進一步“定法”：既需要把廣大人民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又內在需要政府主導體制，因為這種體制之最大優勢，就是決策正確，政府可以集中一切資源和力量“辦大事”。由此，“做大蛋糕”“組織動員”與“政府主導體制”（政府的力量），就被突出出來。
　　“蛋糕做大”以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相對進入新的階段。這一階段，鄧小平同志形象地稱為“發展起來以后”階段，學界將其歸結為“表達訴求、矛盾突發、攻堅克難”階段。相對“發展起來”即“蛋糕相對做大”以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入了表達訴求期。今天，民眾在表達各種訴求，如權利訴求、民主訴求、公正訴求和參與訴求等。民眾表達訴求需要合理滿足。如何真正破解“表達訴求、矛盾突發、攻堅克難”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的難題？僅僅依靠以政府力量為核心的“政府主導體制”已顯得遠遠不夠。而且，如果對高度集中的權力缺乏有效制約，也易產生腐敗。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上述難題，而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質，就是要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好的制度模式。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國理政的一種新的理解。這裡講的治理，首要是治理國家公共權力，是由“政府主導體制”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即“建構治理國家公共權力的現代化制度模式”（政府主導依然蘊含在這一框架中）。而治理國家公共權力的現代制度模式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人”治走向“法”治﹔由“統”治走向“共”治（黨委、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民眾等共同治理）﹔由“權”治走向也注重“能”治﹔由“他”治走向也注重“自”治。這種治理國家公共權力的現代制度模式，既有利於破除權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約的體制機制弊端，也有利於破解由“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及其權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缺乏制約和公正缺失的權力運作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顯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在我國現代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試圖運用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力量“三種力量”來治國理政，並為解決新的歷史起點上的矛盾、難題和問題提供一整套制度設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記者：領導干部從政一般有兩種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顯績”﹔二是直面並破解發展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的“潛績”。一些領導干部多走第一種思路，不願意走第二種思路。在您看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思路新在哪裡？
　　韓慶祥：這涉及習近平“新政”的另一個內容：“問題導向且用強權與治權統一破解發展中的矛盾和難題的新思路”。習近平總書記也走第一種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種思路，敢於直面並破解我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難題和問題，具有真正的“問題意識”和“敢於擔當”精神。“左”和“右”是鮮明的意識形態范疇。習近平總書記對“左”“右”的無謂之爭及其危害具有深刻體驗和認知。他作為我們黨的總書記，期望把大家的聰明才智和創新活力引導到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上來。所以，他明確強調“要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其中蘊含的智慧，就是把人們對“左”和“右”的關注及其爭論引導到發現
　　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上來，引導到直面並破解發展中的矛盾、難題上來，引導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上來，引導到注重實際、注重實干和注重實效上來。這實際上是一種明確的“問題導向”，其新意就在於超越“左”“右”之爭，向注重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轉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問題不是一般性問題，而是影響中國發展命運的“命運性問題”。這種“命運性問題”主要包括“影響發展穩定的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和“四大危險”，甚至包括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全面深化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阻撓。不破解這些“命運性問題”，就會影響發展穩定，影響黨的執政基礎，影響當代中國命運。如何破解這些“命運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倒逼改革”。解決這些“命運性問題”，必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是要解決“命運性”問題的。由此，他說：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打鐵還需自身硬”，可以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標志性符號。其中，蘊含著習近平總書記注重強權與治權統一的執政智慧：要破解“發展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如“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就必須理直氣壯地“強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目標、完成任務的權力），即通過使“自身硬”樹立強力強權強硬的中央權威，以有力破解發展中的矛盾、難題和問題，遏制不斷泛濫的腐敗和不良作風，甚至打破所謂“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同時又必須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背水一戰的勇氣堅定不移地“治權”，向缺乏制約的公共權力開刀，把權力關在制度尤其是法治的籠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