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焦慮外，現在社會還有很多病態心理，但很多社會病態相互之間很難區分。焦慮和浮躁可以分開，但實際上，浮躁和焦慮又有關聯。有些病態心理之間的含義讓最嚴格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很難區分和界定。多與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心理變得積極和健康。從國家層面來看，國家和公眾，以及社會媒介開始對心態失序高度關注。國家將培育社會心態寫進“十二五”規劃，人民日報更是以《“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為題發表了關注社會心態的系列文章，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的消極心態是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轉型出現的，這是社會轉型的伴生物。從這一角度來講，造成這些病態的深層次原因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社會轉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們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以個人住房的平米數來看，一些人在十年內完成了從50平米到100平米的轉變，甚至期待更寬敞的居住空間。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們降低了對獲得改善的滿意度，同時提升了我們的期望值，眼光越來越高，不滿卻越來越深。
其二，改革紅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帶動不發達不富裕實現普遍的富裕。盡管可能存在焦慮、物欲、拜金，但是沒有仇富、暴力。為何有病態心理的出現？原因就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間的差異被拉大。富裕起來的人（剛富起來的“一代”），對獲得的財富非常看重，有顯擺的心態。
其三，社會發展形態的不同。相比歐美國家，歐美老派資產階級也會有炫富，但在公眾場合反而比較低調。他們沒有身份的焦慮感，很悠然、很從容。他既沒有要追趕別人的動機，也沒有怕被別人趕上的焦慮。我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形態不同造成的，中國正在向現代化邁進，而歐洲已到達后現代社會。美國社會學專家英格爾哈特認為隻有我們真正佔有物質后，才能生出超越物質的概念。革命中能夠舍命的人往往並不是物質匱乏的人，比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貴族。正是因為對物質沒有焦慮，所以才能操縱對物質失去的恐懼。
其四，生活態度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態度上比我們積極、從容，沒有不安和焦躁。
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們只是剛剛得到富裕，所以說“貴族經歷三代才可以從容應對”。因而一方面我們要接受三代現實，另一方面我們要重視消極社會心態，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非常重要。怎樣把價值觀中積極健康的心態傳遞給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路透社與艾普索斯民調公司在2010年發布的一項世界上23個國家對金錢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第一。其中你認為金錢是否能改變一切？中國佔66%，美國人隻有33%。該調查的結論是：看來東亞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中國又是東亞社會，又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是第一。如果我們不改變，不重視精神的改造，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就不會對人類做出精神上的貢獻，隻能是GDP的堆積。
200年前的歐洲同樣經歷社會轉型，但有兩個方面沒有我們表現得嚴重。首先，現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們的現代化是原生的，當他們在邁向物質豐裕的過程中，沒有更富裕的榜樣在前面，不需要趕，他們沒有趕的心態。我們處於起步狀態，趕的焦慮會比別人多。第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遷不同。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已經完成變遷，最大規模的變遷涉及到的人口分別是3億、3億、1億，而中國是13億。因此，在中國社會失衡大一點，性質嚴重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最早意識到社會心態危機，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作了題為《中國城鄉道路發展》的演講，首次提出在對生態秩序研究之外，社會學應該研究心態秩序。他當時提出，中國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須要意識到整個社會轉型帶來原有社會秩序的猛烈沖擊，以及心態危機。
中國社會隻要繼續沿著現代化道路前進，大體實現現代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相對的公平，我們很多消極的社會心態，如焦慮、浮躁就能夠得到更好解決，實現費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們才能解決精神上漂的問題。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博導、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人民論壇記者高驪（見習）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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