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經濟學與形而上學

馬克思說，“人類平等”，這個法則的確立其實是商品社會的需要，這個口號實際上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它意味著“人作為抽象的勞動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著應該根據“一般勞動時間”的標准，無差別地支付工資，因此，這種“平等”，不過是將不同的人類勞動抽象為“一般人類勞動”，不過是把人視為“無差別的勞動力”，並在“勞動力”的意義上抽象地等同起來罷了，而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隻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

要把不同的人在“勞動力”的意義上等同起來，從而把不同的人類勞動在“一般人類勞動”的意義上等同起來，這就需要一個“公約數”，即馬克思所謂“一般等價物”，而這個“一般等價物”就是貨幣。

那麼，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說，是亞裡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貨幣的起源。亞裡士多德說：“五床等於一屋”，但是他馬上就補充說：這絕不是說“床就是屋子”，而是說五張床等於若干貨幣，而這些貨幣又可以換一間屋子。亞裡士多德知道，床與屋子是本質上不同的東西，是不同勞動的產物，之所以要假定在床和屋子之間存在等一性，這是因為：如果沒有等一性，也就不能交換，沒有可公約性，就沒有相等，因此，也就沒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換。這就是說，貨幣作為數的公約性，或者作為一般等價物，不過是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而這種需要就是交換的需要。

但是，亞裡士多德卻能夠了解那個簡單的事實：“床不是屋子”，本質上不同的勞動產品是不能等同的。這是因為：希臘人建立價值尺度的基礎不是抽象的邏輯，更不是數學，而是政治學，而在政治學的視野裡，人是劃分為不同階層的，因而是從事著不同職業、不同勞動的人，他們之間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

在古希臘，貨幣還不是支配社會的“唯一的神”，勞動力還不是商品，故而，亞裡士多德就不可能產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數和量上是等同的”這樣奇怪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會裡的人卻不能了解這樣簡單的道理，這是因為：在這樣的商品社會裡，作為勞動力的人成為了商品，而把人還原為“等量勞動力”的依據歸根到底就是數學﹔作為勞動力的人因此變成可以計量的，即在數的意義上是可以等同的，而且資產階級經濟學還以為數學是客觀的、明晰的、透明的。

數理邏輯是資本社會中佔支配性地位的社會再生產邏輯，而資本法則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來自數學，來自數學法則對於現實中實際上佔支配地位的“勞—資法則”的取代，來自形而上學對於現實的政治關系的取消。經濟史學家黃仁宇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再生產特征，歸根到底一句話——“數目字管理的社會”。他採用這個概括，一舉抓住了資本社會的要害：以無矛盾的描述來掩蓋勞資矛盾的對抗性，以數學取消了政治學，這便是把階級統治轉變為“數目字管理”。

數學作為解釋世界的方法，其要害並不是揭示了現實對抗，而是神秘地掩蓋了現實社會關系的對抗性——特別是資本支配勞動這種現實政治性。它掩蓋了這樣的事實：從事不同勞動的不同的人，他們之間是不能“等同”的，而作為階級和階層，他們之間也是不平等的。

與“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這種明顯的剝削不同，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隻要臆造出“一般勞動”這個形而上學范疇，隻要抹平了工廠裡工人的創造性勞動與“抽象的一般勞動”之間的差異，剩余價值就產生了，因為一切“工人工資”其實都是按照“一般勞動”的標准支付的，而“一般勞動”作為價格尺度，只是資本家在勞動力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的“平均價格”，根本就不是對工人實際勞動創造的評價。

《資本論》第一卷從“產業資本”入手，作出了這樣的分析。馬克思揭示出產業資本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個差異的體系：（1）工廠裡的工人“集體勞動”與工人單個的勞動的相加是不同的﹔（2）勞動之前談好的工資與勞動結束后給付的工資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間的差異”，后者是“時間的差異”，而剩余價值就是從這兩種差異中產生的。盡管上述兩種差異是很難被看到的，但是，如果看不到這種差異，也就看不到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

馬克思分析說：一方面，資本家佔有的是工人在工廠裡“集體勞動”的成果，但卻按照“每個工人個別的勞動”分別給付工資。馬克思這樣說：勞動者是在勞動場所進行集體協作勞動的，而“這裡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資本家獲得的，就是這種集體協作產生的生產力，但是，勞動者的工資，卻是按照個人的分散的勞動力的平均數來計算並給付的，這兩者之間的差額就是剩余價值。科學技術的發展、機器的採用都是協作勞動的產物，它無一例外地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使這種“時間的壓縮”產生剩余價值，但是，這些剩余價值卻被“一般社會勞動”和“一般勞動時間”這兩個形而上學的抽象范疇掩蓋、抹平了。

真正的“集體協作勞動”產生的生產力，與每個工人個別勞動力的簡單相加（一般勞動）這二者之間存在差異——或者不平衡，如果看不到這個差異和不平衡，也就看不到真正的剝削和產業資本發展的動力。實際上，這確實是很難被發現的。故而，資本家獲取剩余價值，根本就不必通過“延長工人勞動時間”這種蹩腳的作弊來達成，他隻要“老老實實”按照“一般勞動時間”分別給付個別的勞動力工資就可以了。“一般勞動”作為一個極其抽象的標准，它的決定權、計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資本家手裡，因此，資本家總是能夠理直氣壯地說：我給付的工資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它是按照“一般勞動”和“一般勞動時間”這個標准給付的。

另一方面則是從“時間”上來說的。勞動開始前談好的工資，與勞動結束后實際給付的工資之間，是存在差異的，而給付時間上的差異同樣產生剩余價值。這是因為：“工資”作為對勞動力的投資，一開始並不表現為貨幣工資，而僅表現為勞資雙方確立起來的信用，體現為一紙由資方主導的契約（有時連一紙契約合同也不存在）。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一切國家裡，給勞動力支付報酬，是在勞動力按購買契約所規定的時間發揮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處都是工人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預付給資本家﹔工人在得到買者支付他的勞動力價格以前，就讓買者消費他的勞動力，因此，到處都是工人給資本家以信貸。這種信貸不是什麼空虛的幻想，這不僅為貸方碰到資本家破產時失掉工資所証明，而且也為一系列遠為持久的影響所証明。”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之所以是資本家有意無意的“幫凶”，首先就是因為它所制造出的“一般勞動”這個極其抽象的概念，這個尺度嚴重低估了現代工業生產力所創造出的社會財富。資本家可以這樣辯解說：“一般勞動”作為評價標准，並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勞動力市場制定的，但是，一旦把“一般勞動”的價格讓勞動力市場去決定，那麼，勞動力的價格就勢必會被進一步低估，無產階級創造的財富量也會進一步被低估，而這些被低估的勞動力和財富當然是統統被資本家所佔有了。

同樣地，“一般勞動時間”這個極其抽象的概念掩蓋了商品生產的目的，乃是為了給資本家積累剩余價值，而不是為工人提供勞動機會——所謂“一般勞動”和“一般勞動時間”，其實就是盧梭所謂“樹”的概念和尼採所指出的“圓”與“三角形”那種東西。馬克思說：“用一個簡單的幾何學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為了確定和比較各種直線形的面積，就把它們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現——底乘高的一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同樣要化成一種共同東西，各自代表這種共同東西的多量或少量”

於是，馬克思感慨萬千地寫道：

可見，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做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因此，價值沒有在額上寫明它是什麼。不僅如此，價值還把每個勞動產品轉化為社會的象形文字。后來，人們竭力要猜出這種象形文字的涵義，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產品的秘密，因為把使用物品規定為價值，正像語言一樣，是人們的社會產物。后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只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但它決沒有消除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物的外觀。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的獨特的社會性質在於它們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並且採取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的形式——商品生產這種特殊生產形式才具有的這種特點，對受商品生產關系束縛的人們來說，無論在上述發現以前或以后，都是永遠不變的，正像空氣形態在科學把空氣分解為各種元素之后，仍然作為一種物理的物態繼續存在一樣。

我們這裡之所以要用“感慨萬千”這種說法，當然是因為：馬克思當年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評，即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只是用數學、形而上學的方式觀察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它只是用形而上學臆造的“市場”這個范疇，用建立在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這個道德法則上的契約，掩蓋了“資本”對於社會的支配地位。而馬克思的這種批評，對於今天流行的經濟學而言，是完全有效的。

在馬克思的時代，數學、語言學和邏輯學這三門學問構成了一個共同的學科——形而上學，馬克思的貢獻是將經濟學也加入其中，故馬克思方才說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形而上學，因此，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必須從揭示古典經濟學掩蓋了什麼入手。

而正是為了揭示古典經濟學掩蓋了什麼，馬克思方才開始創作偉大的《資本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