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

世界三大評級機構標准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是當今世界最具支配性的價值評價機構，它們將華爾街制造的垃圾債券評為最適宜投資的3A級，卻將中國的金融機構、融資信用評為3B級，於是，今天就出現了一幕戲劇性場面：3A級的歐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機，竟然需要信用等級很低的“3B中國”來救助——而前者還絕不承認后者的市場經濟地位。

所謂“完全市場經濟”，其實是個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的東西——也就是說，它只是一個“借以嚇人”的“觀念”罷了。但是，由於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不被西方承認，按照“巴塞爾協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央政府的債權風險為零，而中國國債的風險則為100％——換句話說就是，那種認為美國國債是白條、兩房債券是垃圾的說法確實是錯誤的，因為許多精英人士堅持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的理由，絕非像“憤青”們指責的那樣簡單，即他們“不愛國”乃至是外國奸細，而是因為：按照“OECD們”制定的標准，中國國債的風險比美國的垃圾債券還高百倍呢！

今天的中國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思說過的那些話，包括：“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同勞動疏遠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變成對自己的懲罰一樣，正像他喪失掉自己的產品並使它變成不屬於他的產品一樣，他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物質生產的領域”是怎樣為“社會再生產的領域”所支配？實體經濟為什麼會被虛擬經濟所支配？而這就是因為：既定的社會價值尺度和法則支配著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生產領域，而發達國家的極少數資產階級恰恰是通過佔領人類社會再生產領域、壟斷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方才實現了對於人類勞動的剝奪，完成了對於世界的統治。

因此，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並不是由市場那個所謂的“看不見的手”所決定、所能夠輕易左右的，因為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是由社會再生產領域——由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的制定者們來決定的。

但是，某種經濟學卻告訴我們說：市場是理性的，消費者是理性的，因為他會“用鈔票來投票”，這迫使社會生產那些能夠“滿足大多數人需要”的產品，從而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這就是經濟學的一般觀念。

而對馬克思來說，這樣的一種學說只是達到了幼兒園的水平而已。經濟學教科書裡所說的那種“抽象的消費者”也僅僅是個觀念而已，它並不存在於現實社會裡。在現實社會裡，消費和消費行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費者，但他們的消費卻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即為了通過消費彰顯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力，勞斯萊斯、聯排別墅不是社會的真實需求，但是，它們卻反映了現實社會一小撮最具消費能力者的“品味”（商品社會中人表達信仰的特殊方式）和價值尺度，而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邏輯的實質。

馬克思說，商品並非簡單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價值”也並非勞動和勞動者所賦予的，因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壟斷者即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的制造者們賦予的。所謂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勞動的產物，它表現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會再生產的產物，表現為植入人們頭腦中的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是人們頭腦和精神的產物，是現代人的宗教信仰和價值依托，它表現為商品的“價值”。

作為價值，作為與生產勞動相對立的社會再生產的產物，商品中並沒有凝結著什麼“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商品中所凝結著的，乃是現實社會的權力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就是指資本的支配地位。由於資本法則統治著社會、分裂著社會，並與勞動和勞動產品相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發展的速度總是趕不上資本擴張的速度，消費永遠不可能反映真實的社會需求，它隻能扭曲社會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種扭曲（異化）了的社會關系。

今天，中國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費國。中國有3億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熱愛者，他們消費名牌，其實就是真正地在彰顯“西方普世價值”，並通過這種價值來昭示自己的社會權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即他們消費的只是觀念。他們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聖物，名牌商品是他們在這個價值虛無的世界上的護身符，可惜，這些“虔誠的商品拜物教徒們”恰好都比較有錢、有消費能力，這3億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費支出佔全國人民消費支出比重的50％以上，即在每年13萬億多元的消費品零售中佔了7萬億元，如果他們中30％的消費是買了國際名牌和服務，其中一多半的錢用於買了“牌子”，那麼就有1.5萬億元被無形拿走了。而中國有錢人出國購買的“品牌服務”和“國際品牌”已經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約有1萬億元。這加起來應該有2.5萬億元，也就是說，僅這兩項，每年中國就貢獻給西方“虛擬經濟”、“普世價值”2.5萬億元。更不要說“成功人士”投資移民、稍微有點錢就要自費出國留學了，如果這兩項再加起來，那麼中國每年起碼又貢獻給發達國家7 000億元。

“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如果沒有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憑借今天流行的那種經濟學，我們恐怕也就永遠不能解釋一個最簡單的事實：為什麼中國人均創造的物質財富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一半以上，但實際享受的財富隻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6。

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對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主要制造國中國與代表“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對立，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對立。它雄辯地印証了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真理性：“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我們所身處的時代，正如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各社會階段一樣，由生產領域和社會—文化再生產領域這兩者構成。社會再生產領域不但為我們提供精神依托和社會價值觀，也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領域制定法則。這正像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商品的使用價值，作為勞動的產物，受商品的價值法則所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樣，取決於社會再生產領域所制定的抽象法則。

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對立，是現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沒有卡爾·馬克思，我們就永遠不能解釋在揮汗如雨的同時，人類被壓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釋人類不平等的基礎和起源。

正是從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清醒而深刻地認識到，改造現存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關鍵，就在於堅定不移地深化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使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胡錦濤主席指出：

堅定不移深化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對世界經濟健康穩定增長十分重要。我們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進一步深入，當務之急是落實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中方贊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源，提高其應對危機和緊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職責。我們應該提高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遴選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我們應該加強國際金融監管，使金融體系更好服務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我們應該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使用並改善其貨幣籃子組成，建立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

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對當代世界局勢作出的有力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