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起飛需要信念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寫了很多書，包括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哲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當時轟動了德國全社會。他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在荷蘭和英國產生。因為大家知道最早的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經濟很繁榮，但意大利沒有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
古代中國經濟也很發達，但是中國也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那為什麼荷蘭和英國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呢？我們用唯物主義史觀來解釋，我們講物質生產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等，用這個來解釋。韋伯是用一種倫理觀念，宗教倫理觀念來解釋。中世紀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會，天主教的倫理觀念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麼贖罪，兩條途徑你選擇。一條途徑：進修道院當修女當神父，把終身奉獻給上帝。第二條路，你去不了修道院，你就把錢捐獻給教會，教會來給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贖自己的罪了。所以當時的天主教會還發明了一種贖罪券，你買多少贖罪券你的罪就會少多少等等。這兩條路現在看來都不能發展經濟。人都不結婚，都進修道院去念經了，經濟怎麼發展？人把錢都捐給教會了，這也不能發展經濟。所以天主教不能促進經濟向前發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市場。
韋伯認為，拿古代中國來說，中國以三種宗教為主。
第一種宗教，外來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觀念上教導人：這一輩子做好事，下一輩子就會過好生活﹔這一輩子做壞事，下輩子變豬、變狗、變羊、變馬。所以人們把希望都寄托在虛無縹緲的來世。這當然很不現實，講究輪回不能使經濟發展。
中國的第二種宗教是土生土長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兩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樂主義，比如王公貴族追求長生不老、煉丹等，追求享樂。下支講究平均主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就是道教徒的起義。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了。這是平均主義思想，所以這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第三種宗教，其實並不是宗教，而是我們所說的儒家思想。有時我們也稱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個清官，幫助皇帝治理天下，這樣一種思想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韋伯認為，荷蘭和英國之所以能發展成資本主義，因為當時實現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舊教，舊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新教的倫理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麼贖自己的罪呢？勤奮工作、積累財富、創造事業，因為是以上帝的名義在創造事業，事業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務就越好。正是這樣一種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出現了“韋伯熱”。韋伯已經去世多年了，為什麼會掀起“韋伯熱”？西方國家從韋伯的書裡得到了啟發，那就是必須要有一種創業精神。尤其是德國，戰敗了，德國人認為，如果沒有創業精神，就不可能再起來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韋伯講的就是這樣一種思想。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有一陣子也出現了“韋伯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必須有一種動力，一種競爭力。沒有信念，沒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國曾經落后那麼多年，現在時機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大家就應該貫穿這種精神，沒有信念，沒有信心，中國經濟不可能起飛。
最大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我們談過很多紅利，比如資源紅利。舊的資源紅利消失了，科學進步導致不斷出現新的資源紅利。舊的人口紅利也會慢慢消失，因為廉價勞動力時代過去了，這個時候就要加強教育，培養新的人口紅利。發展方式的紅利很重要，發展方式的改變就產生了新的紅利。但是所有這些紅利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論資源紅利，他們可以有新的﹔論人口紅利﹔他們也可以有新的﹔論發展方式的紅利，他們同樣可以有新的，他們的發展也可能走在中國前面。但社會制度的和諧紅利，他們不可能有，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會產生這個紅利。
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發展方式紅利，更應當創造社會和諧紅利。而社會和諧紅利要依靠信用體系建設，要使人成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個體，這樣，社會就有動力了。社會和諧紅利要靠我們去創造。
有人問我，怎麼來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跟人的素質就有關系，假如人都是講信用的、有信念的，這就能夠建成，否則就建不成。
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於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要真正實行法人治理結構，健全混合所有制，這樣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員工持股制。員工持股制實際上在探索一條路，能不能走向社會和諧。因為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富、利潤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共同創造的，既然是共同創造的，為什麼利潤被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佔有，而人力資本投入者卻沒有？最重要的是實現產權激勵制度，讓那些發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貢獻的人，都能夠在自己創造利潤的過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權。
比爾·蓋茨、喬布斯不是他們個人多麼聰明，而是公司培養了一支研究團隊。正是研究團隊充分發揮作用，公司才不斷發展。他們用什麼力量調動這個團隊呢？靠的就是產權激勵制度。這就告訴我們，在進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要不斷試點，不斷總結經驗，最后實現社會和諧紅利，這是我們最大的紅利。
□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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