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六、關於二元勞工市場
二元勞動市場不僅是國際上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且還是市場經濟國家經常受到人們譴責的一種體制和經濟學家關注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工市場二元性問題不突出，一是由於當時的就業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控制﹔工作通常不是個人自己尋找的，而是根據就業配額分配到基層的，所以勞工市場二元性不突出﹔二是由於當時存在著“隱蔽性失業”，而“隱蔽性失業”的存在使勞工市場二元性問題不明顯。
中國進入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之后，二元勞工市場現象逐漸產生，並且終於成為限制社會底層群眾收入增長的障礙。
那麼，究竟什麼是二元勞工市場？可以作一些簡明的闡釋。在經濟理論中，勞工市場可以按職工的“社會等級”來劃分，它至少可以分為兩類市場，一類稱為頭等市場，又稱為“好職業”勞工市場，另一類稱為次等市場，又稱為“壞職業”勞工市場。
頭等勞工市場的特征在於：這裡的職業之所以被稱作“好職業”，是因為在這些工作崗位上，基本工資較高，額外的津貼和福利較多，工作條件較好，技術要求較高，在職深造和學習進修的機會較多，被提拔的可能性較大，等等。
次等勞工市場的特征在於：這裡的職業之所以被稱作“壞職業”，是因為在這些工作崗位上，基本工資較低，額外的津貼和福利較少，工作條件較差，技術要求較低，在職深造和學習進修的機會較少，被提拔的可能性較小，等等。
兩類勞工市場的出現雖然不是一種正式的劃分，但卻是長時期以來社會上的一種習慣的劃分。在社會上，人們對於在頭等勞工市場的“好職業”中就業的，一般比較尊重，認為他們是“有出息的”、“有前途的”，而對於在次等勞工市場的“壞職業”中就業的，一般不予尊重，並帶有“看不起”的看法，認為他們是“沒出息的”、“沒有前途的”，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種歧視、一種偏見。
而在轉型階段的中國，還要增加一種歧視，這就是：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已形成半個世紀以上的兩類戶口制度（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並存），而廣大農民是農村戶口，他們的權利和就業機會受限制，所以通常隻能進入次等勞工市場，在“壞職業”中找到工作，並長期在那裡工作，很少有機會轉入頭等勞工市場，他們也很難在“好職業”中得到工作。
於是在中國，對處於次等勞工市場的已就業者的社會垂直流動渠道是十分狹窄的，甚至是被堵塞的。結果是出現了社會階層凝固化現象，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職業世襲化”，即父輩在次等勞工市場上就業，兒子也絕大多數在次等勞工市場上就業。
因此，結合中國現階段緩解就業壓力問題來探討勞工市場二元性的淡化以及打通社會垂直流動渠道的對策，是有現實意義的。下面，將從三個角度來分析：
第一，跨市場流動的可能性。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因為這裡所說的跨市場流動，專指勞動者從次等勞工市場向頭等勞工市場的流動，而不涉及勞動者從頭等勞工市場向次等勞工市場的流動。后一種情況比較少見，而且往往有特殊原因：如在經濟衰退情況下，有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在企業裁員中被裁減了，想在頭等勞工市場中再找份工作，未能如願，隻好在次等勞工市場中找工作。又如，有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因個人犯了錯誤，被工作單位除名，不得已在次等勞工市場找份工作。這些都屬特例，所以不在這裡探討。這裡要探討的，只是勞動者已經在次等勞工市場中就業了，希望有機會轉到頭等勞工市場中去工作。有什麼正規途徑可走？唯一可走的正規途徑就是自己刻苦學習，鑽研技術，通過公平競爭，或通過考試，或被錄用單位審核后合格，從而進入頭等勞工市場。現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例証。
第二，頭等勞工市場中的“好職業”得到社會的關注，得到較快的發展，需要增添員工。
這種機會也是常有的。比如說，現代服務業近年來的成長，增加了不少新工作崗位，需要增加不少專業人員、技術人才，這就給新畢業的求職者較多地進入頭等勞工市場中“好職業”的機會，也讓原來在次等勞工市場中“壞職業”工作的人有機會通過一定的程序實現跨市場流動。機會總是有的，就看自己有沒有相應的能力，能不能抓住機遇。
第三，如上所述，“好職業”和“壞職業”的區別主要在工資和福利方面有差距，工作條件一好一壞，學習機會一多一少，職務提升率一高一低。如果“壞職業”在這些方面都改善了，“壞職業”不像過去同“好職業”之間在這些方面那麼懸殊了，豈不是不必急於“跨市場流動”了？從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近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可以了解到，在機械化、自動化逐漸推廣后，許多工種的工人已不像當初那麼艱苦了。人們在工廠裡從事的體力勞動，也不像當初那麼累了。而且有了社會福利制度，不同行業從業者之間的福利差別縮小了。人們已注意到這種情況，即要求轉換職業的人減少了。
但無論出自什麼動機，要求從次等勞工市場轉入頭等勞工市場的人，首要的問題仍是社會垂直流動渠道應當暢通，就業中的歧視、偏見和各種不正之風，都應當消失，實行公平競爭上崗，這樣才能把每個勞動者學習和工作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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