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①記載，孔子說：“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意思是說，從前之事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期求能趕上前人。《易經》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古聖先賢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

　　在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樣。太宗二十七歲繼位后，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於是命令魏征、蕭德言等，整理歷代治國資政史料，編撰成《群書治要》一書。唐太宗在讀《治要》后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並命令繕寫《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由此可見，正是太宗對於歷史經驗的尊重和借鑒，使其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群書治要》從天道規律、歷史規律、人性規律、社會規律、道德教化規律等方面系統論述了奢靡之害。研讀《群書治要》關於奢靡之害的論述，可以更好地形成共識、凝聚力量，為堅持不懈地反對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信心和動力。

　　一、天道規律： “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易經》上說，古代的聖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於世間一切事物產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所以，所謂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在中國古人那裡，我們應當如何行為並不是隨意規定的，而是奠定在對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礎之上的。那麼，天道有怎樣的規律呢?

　　《易經》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等等。從這個道理來觀察，都是一盈一衰，一消一長。而把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憂一喜等等。中國古人所說的“富不過三代”，講得就是這個道理：第一代創業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業業，用自己的雙手開創了天下，第二代還能耳聞目睹父輩創業的艱難，還懂得克勤克儉，勵精圖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輩父輩辛辛苦苦開創的基業敗光了。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如果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變化，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物極必反。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這就是《尚書》上所言“天道福善禍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道理。孔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所奉行的就是“溫、良、恭、儉、讓”的德行，而他的子孫后代又都能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所以孔子的后代一直傳到現在保持了兩千多年而不衰。

　　在歷史上，凡是家道能夠承傳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嚴格的家規、家教、家訓，正如《群書治要·文子》所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為非者寡矣。”所以，熟讀聖賢經典，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享樂便成為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內容，從而使得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群書治要·周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群書治要·孝經》)、“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群書治要·中論》等思想深入人心。這樣才能做到凡事節約而不奢侈浪費，並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職位、權勢作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從而避免身敗名裂乃至“富(貴)不過三代”的悲劇。

　　凡人對於勤儉節約，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奢淫逸，都是怨怒隱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導我們，對他人的勞動果實，要珍惜節約，正如《群書治要·漢書》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意思是古代的人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百姓就會挨餓;一個婦女不織布，有的百姓就會受凍。萬物的生長是有時節的，但使用卻沒有節制，這樣財物一定會用盡。面對由於人類無止境的貪求所導致的資源枯竭和生態危機，古人的遠見卓識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