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
在這方面，嚴復是最具有標志性的先驅。作為清末改良維新的代表人物，嚴復的譯介工作早從1896年發表西方思想名著《天演論》開始，便帶有明確的啟蒙與改良的目的。他所譯的法國啟蒙主義作家孟德斯鳩巨著《法意》（又譯為《論法的精神》），一直是清末改良維新派的啟示錄、教科書，其中“三權分立”的國家學說，則一直是他們的政治理想。與嚴復的譯述工作大致同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1898年也部分譯介到了中國，其“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民主主義政治學說，則在中國產生了更大的反響，辛亥革命時期，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理想，對后世的影響之深遠，實在難以估量。
不言而喻，在意識形態中，文學是最有活躍傳播力的“尖兵”。1897年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名作《茶花女》作為“第一隻燕子”飛到了中國的人群中，而譯者林紓也成為中國譯介法國書籍並大獲成功的第一人。
林紓之后直到民國時期，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之后，法國書籍主要是法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如雨后春筍，從事譯介法國作品的譯者愈來愈多，其中實不乏在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界代表人物：胡適先后在1912年、1914年譯出了都德著名的愛國主義小說《最后一課》與《柏林之圍》﹔魯迅於1903年譯出了雨果《悲慘世界》中的部分章節《芳汀》（譯名為《哀塵》）﹔陳獨秀與蘇曼殊則譯出了《悲慘世界》的更多章節（譯名為《慘世界》），等等。隨著游學法蘭西的學子紛紛東歸，直接從事法文翻譯並以此為主業的職業翻譯家也愈來愈多見，其中的佼佼者有梁宗岱、傅雷、李健吾、焦菊隱、陳佔元、王了一、盛澄華等，他們在翻譯業績上都達到了相當可觀的規模。由於他們的努力，被譯介的法國作家人數大大擴充，被譯介的法國文學杰作名著的數量也大大增加，法國書籍的中譯本像蒲公英飛絮一樣飛落在中國人的書架上，以至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定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人不識這些法國文學大師與他們的名著佳篇。
當然，新中國成立后，法國書籍在這片東方大地上的命運與地位，有了理所當然的、令人欣喜的提升與優化。在這裡，法國書籍得到了更加廣泛而精良的譯介，得到了更大規模的出版發行，得到了認真深入的解讀研究，擁有了更多的讀者，與普通讀者也更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總之，一句話，法國書籍作為一種優質文化的載體，在新中國得到了優厚的禮遇。雖然也曾經由於有“左”的干擾而發生過“批判”“橫掃”“清污”之類的粗暴、不愉快的插曲，但雨過天晴，對於法國書籍來說，它仍然可以在這裡享受到一片遼闊深遠、寧靜平和的藍天與溫暖如春的氣候。以引進而言，新中國成立后，凡是法國文學史上曾經留名的重要作家，都已經得到更大程度的翻譯介紹，重要作家作品在過去時代沒有譯介的，現在都已補齊，幾乎不再有什麼遺漏，而重點作家則都出版了全集或大規模的文集，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全集》、二十卷本《雨果文集》、大型《薩特文集》、《莫裡哀全集》、《盧梭全集》、《加繆全集》等等。特別應該一提的，是對法國當代文學的譯介，顯著的例子就是七十卷《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的出版與完成。一個國家對當代另一個國家文學的了解與譯介達到如此迅速、如此系統的程度，達到如此可觀的深度與如此大的規模，實屬不易，即使在當代最先進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中也是很罕見的。再以出版發行而言，在新中國時期，法國書籍的印刷發行量，據粗略估計，足有數千萬冊之巨。以具體的單本而言，據不完全統計，聖·埃克絮佩裡的《小王子》就已銷售了一百七十余萬冊，雨果的大部頭名著《悲慘世界》也銷售了六十余萬套，甚至史學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也銷售了十四萬多卷，僅以此三例，即可見法國書籍在中國擁有讀者之廣、讀者之多。在一個文明古國，在一個正處於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世界大國，法國書籍有如此的歷史際遇，我相信是值得法國人驕傲的一件事。
在光明日報細致的組織與周到的安排下，這次評選活動終於圓滿完成，評選採取了公眾投票與專家評議相結合的辦法，最后產生了十部法國書籍的名單。這個名單是歷史的觀照，《論法的精神》《社會契約論》的入選，使我們想起中國人在過去困頓艱難中上下求索、尋求出路的歷史。這個名單是中法兩國人民思想共鳴的佐証，《悲慘世界》的入選，表明一個存在著祥林嫂、祥子、春桃、月牙兒、三毛這樣的悲慘者的國度，對雨果筆下芳汀、珂賽特、冉阿讓、加弗洛什的故事有多麼普遍而深切的同情，對作者那種磅礡的人道主義激情是多麼景仰並深有同感。這份名單是中國人精神堅守、精神追求的記錄，《約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那種不向惡俗世道低頭、堅守自我尊嚴與驕傲的倔強性格，卻成了在惡濁社會環境中抗爭的好幾代中國青年精神堅守的榜樣。《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部史學專著，它以高票當選，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對社會歷史的求知熱情與對歷史規律、歷史動向執著的思索。這個名單也反映出中國人的讀書品位，《紅與黑》的高票當選，說明作者所期望的“少數幸福讀者”原來在中國著實不少，中國人的確讀懂了時代巨變之際兩種不同價值標准在青年人身上的沖突，並有深切的感受，同時中國讀者也十分賞識作者那種頗有現代性的心理描寫藝術。這個名單作為公眾投票的結果，當然帶有“大眾口味菜單”的色彩，其中就有《茶花女》《基督山伯爵》兩部帶有通俗文學性質的作品，這表明大眾對意義淺顯而敘述十分引人入勝作品的青睞，當然，這也合乎文藝首先要使人喜聞樂見這一根本之道。
這次評選既是慶祝中法建交50周年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一次大型的文化調研。它所提供的情況、數據與啟示，未嘗不可以成為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的參考，特別是有助於激勵我們更好地發展本國的文化，以求在偉大的民族復興中，創造出在世界人民眼裡更光輝燦爛、魅力十足並得到普遍認同的中華精神文明。
（柳鳴九 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在中國最有影響的十部法國書籍”評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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