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敦華：我們需要繼續解放思想

談起“什麼是啟蒙”的話題，人們自然會想起康德的同名文章。美國當代學者詹姆斯·施密特認為：“啟蒙運動是歐洲的一個歷史事件，但是，‘什麼是啟蒙’這個問題，卻獨一無二地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德國問題。”他沒有看到，康德及其同時代人爭論的問題在西方延續到現在並影響到中國﹔“什麼是啟蒙”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不僅是一個“德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海內外學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的啟蒙思想為標准來判斷中國啟蒙的性質﹔或追隨當代西方反對啟蒙、批判現代性的思潮，注重總結五四運動的“教訓”，而很少總結中國近代以來啟蒙的經驗教訓，甚至認為啟蒙未在中國發生過。有鑒於此，筆者選擇以下四個問題加以辨正，以期方家關注。

中國近代啟蒙起源於何時？

我國古代早有“啟蒙”之名：漢儒的“祛弊啟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養正”指的是讓人脫離不成熟狀態的兒童教育。但民主和科學意義上的啟蒙思想發端於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朝。我國歷史學家侯外廬把有清一代的啟蒙思想分為三期，認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的啟蒙思想“氣象博大精深”，18世紀戴震、章學誠等人的漢學是黃顧之余緒，19世紀中葉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拉開了近代啟蒙的帷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巨子雖開始時在表面上受西方文藝復興和日本明治維新影響，但其歷史資源、理論基礎和表達方式是“經學革命”。而當維新派成為改良派時，反滿革命派章炳麟則通過闡發古文經學的革命意義與今文經學抗衡。

這樣看來，中國近代啟蒙與西方啟蒙在17—19世紀同步發生，雖然理論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制君權的民主思想、倡導“修己治人之實學”的科學思想以及變革維新的歷史進步觀等。所不同的是，中國近代啟蒙生不逢時：當以啟蒙學者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接二連三攻堅克難、奪得政權之際，黃宗羲所哀嘆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蠻夷剛拂曉，復明已沒落）的晦暗局面在200多年間竟無本質改變。

五四運動如何推動了社會進步？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啟蒙的標志性事件，其現代性表現為二：一是思想資源的世界性，二是劃時代的進步性。這兩點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把握五四運動的性質。

有人把五四運動視為西化派與文化保守派的矛盾和沖突。矛盾和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過分渲染就可能導致雙重混淆。第一，混淆了現代啟蒙和舊式啟蒙。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者有世界眼光，比如，梁漱溟主張在世界文化視野中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質，認為引進西方文化中科學與民主這兩種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當務之急”。而落后於世界潮流的舊式保守派思想，無論是康有為的孔教主義，還是章炳麟“光復宗國”的“國粹國魂”說，都被時代所淘汰。第二，沒有看到西化派和保守派都試圖融匯中西思想或新舊學說。在保守派方面，學衡派受美國白碧德的新人文主義影響，主張“融合新舊，擷精立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杜亞泉主張“中西文化融合論”。在西化派方面，胡適自述“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后來提倡並身體力行“整理國故”，用實際行動証偽了他“中國事事不如人”的偏激之詞。

有人把五四運動說成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分裂與較量。這一論斷從學理上說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論。僅從政治結果上說，如果把后來的歷史都歸咎於五四時期的這種所謂分裂與較量，也是一葉障目。我以為，應區別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啟蒙和作為思想解放思潮的啟蒙。作為社會政治運動，啟蒙總要把精力集中於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政治問題，總有曲折反復，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盡管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充滿進退興衰的插曲，但始終貫穿著一種時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謂“公開運用你的理智的勇氣”。恩格斯曾指出，法國啟蒙運動的偉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

五四運動是社會政治運動，新文化運動則是思想解放思潮。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數千年中國文化傳統和新傳入外國思潮的“理性法庭”，雖然“法官”們有不同的具體標准，但他們遵循相同的裁判規則，於是共同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術和政治。無論有多麼大的政治分歧，復辟帝制已不可能，開歷史倒車不得人心，原封不動地照搬古語舊學沒有立足之地。一代學術宗師的涌現和民智大開的新風尚是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貢獻，而大批優秀分子推動的政治變革則是五四運動的社會效應。兩者相互激蕩、彼此呼應而又不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