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漢代民風扶正祛邪啟示

說起風俗，一般人想到的不過是過年過節的小吃、廟會上的雜耍之類，其實不然。風俗是某一地區的民眾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沉澱、累積而成的風氣和習俗的總稱。風俗扎根於社會底層，基礎深厚，慣性強大，往往可以左右社會的走向。風俗的核心是當地文教正邪與盛衰，若是各地賣淫嫖娼成習，行賄受賄成風，聚賭毆打成癖，則社會發生動亂已經為期不遠。因而風俗問題歷來受到重視，不少皇帝微服私訪，就是考察風俗是敦厚還是澆薄，以此判定地方官員施政的得失。中國幅員廣袤，各地風俗殊萬不同，如何整齊風俗，引領社會走向“道一風同”的境界，是歷代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宋儒樓鑰《論風俗紀聞》說：“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系紀綱。”清儒黃中堅《蓄齋集·風俗》說：“天下之事，有視之若無關重輕，而實為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刻。

觀風俗，知得失。派遣風俗使巡訪四方，成為漢代政治的一大創舉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禮作樂，而有成康之治，刑法擱置四十余年不用。春秋亂世，王權衰落，夷狄交侵，風俗開始敗壞。《漢書·地理志》縱論各地風俗，具體而深刻，如位於漳河與黃河間之大都會邯鄲，北與燕、涿相接，南與鄭、衛緊鄰，各地風俗交匯於此，其民大多不把作奸犯科當回事。今晉北地區的鐘、代、石、北諸州，靠近胡地，民眾耳聞目濡，浸淫成風，好為奸詐，不事農商。今河北地區的趙、中山一帶，地薄人眾，因當年紂王長期在沙丘淫亂，遺民猶在，男人至今喜歡相聚游戲，以掘塚盜墓為業，女子則以游媚富貴為榮。凡此種種，都顯示了風俗的下滑與民風的侈靡，但由於戰亂頻仍，無人顧及這種情況。

漢代大一統帝國，疆域已與今日中國相當，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國力迅速強大，風俗敗壞的現象開始凸顯，朝野上下意識到，整齊風俗，事關四方的文化認同與萬民的素質，不可等閑視之，必須下大力解決。西漢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漢武帝下詔，提出通過“廣教化”的方式，宣揚“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最終達到“美風俗”境界的治國理念，得到廣泛響應。就兩《漢書》所見，政治精英、社會賢達每有所論，必定品評風俗厚薄。如賈誼將社會上殺戮父兄、盜取宗廟祭器等現象歸咎於“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龔勝多次上書，表達對“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的憂慮。魏相上諫書說，某年之中，郡國內子弟殺父兄、妻殺夫的惡性犯罪，竟然多達二百二十二人，原因之一是“風俗尤薄”。仲長統無限感慨地說，漢興三百五十多年了，而時局依然是“上下怠懈，風俗雕敝”，他主張“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諸位賢達憂慮風俗敗壞之心，灼然可見。

許多官員上書，提出解決之道，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模仿上古採詩故事，“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根據《禮記·王制》的記載，上古王者要定期巡行天下，考察風俗，傾聽民聲，但凡發現有內容純正的詩歌，則加以採錄，帶回去推廣，以此齊一民心。漢代官員認為這是值得仿效的制度，因而紛紛建議設風俗使，巡行天下。如魏相上奏宣帝，要求派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得到宣帝採納，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正月，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

其后，派遣風俗使巡訪四方，可謂史不絕書，成為漢代政治的一大創舉。初元元年（前48年）夏四月，元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覽風俗之化。” 元帝建昭四年（前35年）夏四月，又派遣二十一人循行天下，“觀教化之流”。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遣太仆王惲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受命擔任風俗使的，都是學識廣博、品德端正的儒者，如谷永“博學經書”，“有茂才”﹔再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漢章帝曾多次召見韋彪，“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又如漢安元年（142年）八月，順帝派遣侍中周舉、杜喬等八人為使，到各州郡巡行風俗，“班宣風化”，這八位使者“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天下號稱“八俊”。

西漢政府為扭轉暴秦以來的敗俗，可謂不遺余力。漢武帝獨尊儒術，大力進行社會改革，成績卓著，社會風俗為之丕變。光武帝登基之后，尊崇節義，舉用經明行修之儒，繼續改革風俗，士大夫多有氣象。東漢末年，宦官外戚篡政，黨錮之禍疊起，“然而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特立獨行者，在在多有，顧炎武感嘆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