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佔陽：新權威主義是必要的歷史過渡

新權威主義有兩大特征，一是有權威，特別是有強勢領導人﹔二是有現代化取向的改革開放。沒有權威，就沒有新權威主義。沒有改革開放，也沒有新權威和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實質上是必要的歷史過渡。歷史必要性和歷史過渡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新權威主義是達到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歷史過渡

新權威主義在世界歷史中早有先例。從歷史經驗、歷史邏輯、歷史規律看，新權威主義實質上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階段性的必要手段，是最終導向民主化的重要歷史環節，是一種必要的歷史過渡，而不是歷史的終結，不是歷史的目的，也不是應有的意識形態。

鄧小平早在1979年3月就已提出了新權威主義的主張。1989年3月，他在聽取關於新權威主義思潮的匯報后又明確表態說：“我就是這個主張。”鄧小平既把新權威主義視為“把效率提高一些”的手段，又把它的有效期限定為“現在和以后一個相當時候”，並未把它視為意識形態。在中國，正因為它不是意識形態，不是目的性的“主義”，而只是手段性的“主義”，它才能夠被歷來主張民主政治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容納。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提出新權威主義的同時，又提出了“民主化”大目標。不久后又明確了“民主化”包括“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並提出了“高度民主”的遠大目標。后來又提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可以實行普選”﹔這將是“普遍實行直接選舉”和“高層搞直接選舉”的普選。實際上，這就是“高度民主”的核心內涵。新權威主義不是高度民主，高度民主也不是新權威主義。顯然，他主張，新權威主義階段之后，就要通過民主化實現高度民主的遠大目標。

由此可見，在鄧小平理論中，新權威主義只是達到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歷史過渡。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所以，中國不可能把它奉為一種意識形態。

中國必須在現代化的半途中轉向漸進性的民主化改革

眾所周知，“四小龍”都是先在新權威主義的框架內實現現代化，然后再實現民主化的。但在鄧小平看來，這在中國大陸行不通。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就是說，新權威主義階段之后，必須首先推進民主化，而后才能實現現代化。他又說：“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這就是說，新權威主義階段之后的民主化應該是漸進性的，因而也就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這就意味著，中國大陸必須在現代化的半途中就從新權威主義轉向漸進性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像蔣經國、李光耀那樣，把新權威主義一直實行到現代化實現之日。筆者曾從學術上証明，這對超大型國家來說是唯一可行的正確道路。

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是順利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經階段

這裡所說的分權是指以現代化和民主化為方向的分權。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是新權威主義階段的主要特征。凡是實行新權威主義的國家和地區莫不如此。新權威主義向市場放權，發展和形成現代市場經濟﹔向人民大眾讓利，發展適當的公平分配和公共服務，培育現代中產階級﹔向司法機關逐步放權，推進司法獨立，加強人權保障﹔向社會逐步放權，擴大公民自由，培育公民社會，加強公民參與，增強社會活力﹔向基層逐步放權，發展基層民主﹔向地方適當放權，發展事權與財權相配套的新型央地關系……。所有這些，既是放權，也是分權，但又是以集權推動和保障的分權。

高度集中的威權何以能夠導致分權？道理很簡單：以威權力量實現這種分權，實質上就是執政者的自我限權、主動放權和分權。由此，這種分權也就隻能來源於執政者的理想主義訴求。但在缺乏制約的權力的長期腐蝕下，這又遠不是大多數公職人員所能達到的思想道德境界﹔由此，官場上的攬權、擴權、集權、濫權現象也就廣泛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唯有通過中央的高度集權才有可能強有力地促使各級官員放棄其本不應有的那部分權力，從而實現以分權為特征的大量改革。特別是在鄧小平曾經感慨的“你在這裡放權，他在那裡收權”的問題已經遠比那時更加嚴重的情況下，以更加高度、有力的集權推動分權，尤已成為當前的迫切需要。

那麼，為什麼現階段不實行基於普選的分權呢？道理也很簡單：在普選尚未切實實現之前，你不可能切實實現以普選為基礎的分權。而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就是創造落實普選的現實條件的歷史過程。實行基於普選的分權，現在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未來方案。在現實之中，隻能走現實主義的發展道路。

毋庸贅言，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既是新權威主義區別於極權主義之要義，又是新權威主義適應現代化進程需要的主要歷史價值之所在，也是在為比較順利地走向民主化創造必要條件，所以它是新權威主義的歷史必要性和歷史過渡性的集中體現。這在鄧小平時期就是這樣，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中也是這樣，而且它比鄧小平時期又大幅推進了，盡管它還有待落實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