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正偉
眾多原因導致晚清強軍努力難以持久
如前所述，種種實際舉動已經顯示出清政府軍事改革的誠意和決心，但保守力量思維固化、官員內耗不斷、國民變革意識淡漠等原因，致使其軍事變革難以持久。
首先，當時清軍整體變革的指導思想依然落后。以勇營為例，作為較新的軍事組織，它確實給清軍注入了強勁的活力，但其組織體系依然簡陋單薄，無法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這種制度的落后主要體現在勇營中鄉土色彩濃厚，各勇營分支招募兵員大都喜好老鄉，這就不利於聚集人才。
勇營的私人性質也很嚴重，它的成員全由各級將帥領導招募，效忠的是個人而非國家。另外，這種兵制十分隨意，招募為勇、遣散則為民，兵員缺乏地位認同感，沒有崇高的戰斗信念。待到甲午戰爭后，與外國新式陸軍兵戎相見時，勇營制度的沒落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清廷決策層的種種弊病積習延誤了其軍事發展的寶貴時機。早在鴉片戰爭之后，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知識分子就直言社會積弊，呼吁大刀闊斧改革。但當時戰事已過，社會逐漸恢復歌舞升平，國人對往事也不願多提，討論時政弊病反而成為統治者的忌諱。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清朝失去了鴉片戰爭之后20年的“改革機遇期”。后來，由於內憂外患的刺激，終於使滿清統治者清醒，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但隨著同治帝崩逝，統治階層的一系列頑習又重新出現，其中以挪用海防經費修建頤和園最具代表性。
據學者考証，北洋海防及北洋艦隊的建設經費大致在3000萬兩白銀左右，而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即用去2000余萬兩，這一舉動使海防建設陷於停滯狀態。當時，李鴻章深感北洋艦隊裝備日益陳舊，在《校閱海軍竣事》的奏折中說：“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二十余艘勤加訓練，竊慮后難為繼！”但不管有識之士如何憂心忡忡，慈禧卻仍然大興土木。
問題不僅在於慈禧，整個清廷的決策層同樣沒有危機感。晚清光緒年間，朝廷內開明的恭親王遭罷黜，保守且缺乏遠見的醇親王掌權，性格貪私的貝勒奕劻管理總理衙門，導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內部動力。比如，海軍衙門成立后，被一批滿洲權貴操縱，他們根本不重視海防以及海軍建設，將珍貴的海防經費肆意揮霍掉，卻不知國難即將當頭。
第三，當時社會人才的培養和軍隊將領的觀念難以適應現代化軍事建設的需求。對於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來說，不但要有新式的戰船槍炮，還需要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嚴格正規的組織訓練和優秀的軍事管理人才，在這些方面，清軍觀念保守、內耗嚴重。
從1872年開始，清政府計劃分3年派遣幼童120名赴美系統學習軍事科學、航海、造船以及測繪，計劃15年學成回國，期望他們成為救國興業的骨干人才，這本是為國家各方面建設培養棟梁的寶貴機會，但卻因保守分子反對，9年后清廷突然將其全部撤回。
在當時私軍性質嚴重的情況下，不同軍隊將領的思想往往不相一致，未能形成堅強合力。例如在國防觀念上，李鴻章倡導海防，而左宗棠力主塞防，爭議歷經半年之久。直到中法戰爭時期，左宗堂由西北調至東南，深知海防的重要，才開始支持海防建設。但左宗堂率軍西征花費軍餉超過一千萬兩白銀，竭東南財力以助西北，以致延誤了海防建設。
另外，在北洋艦隊蒸蒸日上之際，卻發生了一次排外潮。左翼總兵劉步蟾、右翼總兵林泰因不滿英籍海軍總查琅威理治軍過嚴，與琅威理發生沖突並導致其辭職，中英海軍關系因此惡化，英國撤回水師學堂內全部英籍教練，並拒絕中國第四批海軍學生赴英留學，這不僅使中國學生被排除於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建設的標准也在不斷下降。
最后，缺乏制度建設和全民關注參與，讓晚清軍事變革難以繼續。審視晚清的種種軍事變革，都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和局限性，很難真正凝聚整個國家的力量和智慧。
一方面，清政府未能在國家制度層面上推進軍事創新。以當時新興的海軍建設為例，幾乎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缺乏中央的整體規劃，只是由沿海各省分別負責，開始的十余年間各自為政、制度各異。而當時聲名遠揚的北洋艦隊也是在李鴻章的鼎力堅持下才得以生存和發展。直到1885年，清廷詔設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統管海軍建設，但此時已晚於日本設立海軍省13年。
另一方面，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清廷仍然固守陳舊思維，對新事物猶豫不決，無意於啟發民眾思想。比如在當時，對於鐵路電報，“言其得者以為可以富國強兵、言其害者至比之洪水猛獸”，清廷態度猶豫不決、反復無常。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整個民族難以形成真正研究和踐行改革的風氣，導致其軍事變革實踐后勁不足，猶如強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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