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何而自信？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

事非經過不知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波瀾壯闊，歷經千辛萬苦，今天，中國偉大的事業，離不開千千萬萬年輕人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往開來。對於廣大年輕人來說，隻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萬苦和曲折艱難，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感受“每一步”的來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認同這條偉大道路﹔而隻有自覺繼承前人大無畏的歷史首創精神，才能真正確立起我們的自信。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獨創性的，這種獨創性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六個字：“有計劃，按比例”。其中，“有計劃”是一切社會主義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國的獨創和中國特色的鮮明表現。

在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所謂“有計劃”，也就是指在國民經濟布局中有計劃、跨越式地優先選擇發展重工業，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也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所選擇的普遍道路。而中國社會主義探索的特色在於提出了“按比例”——即將國民經濟劃分為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大部類，提出這三大部類之間必須“按比例”彼此促進、協調發展﹔同時，更進一步堅持：農業是三大部類的基礎，隻有糧食增產，才能為工業化提供原料和口糧，隻有農民增收和擴大消費，才能反過來極大地促進並加速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如果隻強調“有計劃”，而忽視了“按比例”，那就會出現蘇聯、東歐那種片面發展重工業的“一邊倒”，這不但會造成經濟結構的不協調，而且對當時中國那樣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來說，這樣一條片面發展重工業的道路也是很難走得通的。

1951年，陳雲同志在《必須十分重視城鄉交流》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農民增加了收入，購買力也就增加了，就要向城市購買工業品。這個問題解決了，農民就喊毛主席萬歲。這個問題一解決，農民增加了收入，實際上也就推銷了城市的工業品，減少了失業工人，減少了失業救濟，同時也增加了稅收。所以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問題。”陳雲的講話，進一步地概括了在“農輕重”之間，應該“按比例”彼此促進、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

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其中第一條講的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這篇講話，第一次把“農輕重按比例”協調發展的思想上升到“中國特色”的高度，他指出：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不太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裡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此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農業，發展農業，相當大程度上保証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今天看來，提出“農輕重”三大部類“按比例”協調發展，同時又提出按照“價值規律”促進城鄉商品交換的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核心，而我們后來的諸多探索、創新——包括今天依然稱為工作重點之一的“調結構”，實際上都是從這簡單的三個字發展來的。我們絕不能小看了這三個字，陳雲同志在1979年就曾一言中的地概括說：“‘農輕重’的排列，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是從改革開放時代的1979年肇始的。1979年3月，陳雲同志發表了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文章，在重申“中國特色”的基本特征是“有計劃、按比例”的基礎上，這篇文章首次把“按比例”，創造性地闡述為必須在“計劃與市場”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而不僅是此前所強調的在“農輕重”之間保持比例）。文章指出，優先發展什麼、著力發展什麼、乃至跨越式地發展什麼——這當然就需要計劃，但是，實現和落實計劃，卻不應僅僅依靠計劃指令、行政命令，在很多時候、在許多經濟領域，採用市場的手段——即以利潤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價值規律為杠杆——更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更有利於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而長期採用行政命令、計劃指令的方式實現發展目標，造成我們經濟工作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陳雲還進一步指出，所謂“調結構”，不僅僅是指以前那種著力去保持“農輕重”之間的比例，而是必須調整我國經濟領域裡“計劃與市場之間的不協調”這個“根本問題”。文章還提出了調節經濟的兩種方式：即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后者是“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而隻有很好地把這兩種方式協調起來——這才可以叫作真正的“按比例”。文章指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將佔很大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了《堅持三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完整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鄧小平指出，我們之所以要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是因為“發展生產力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最本質的東西”，更是因為有些別有用心者，他們根本不打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堅持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搞他們所謂的“政治改革”，這種觀點的實質是：“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謂的‘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針對的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逆流，這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進一步闡釋：之所以要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因為搞經濟建設必須具備國內外兩個條件——隻有國際環境緩和，我們才能具備改革開放的外部條件，隻有國內環境穩定，我們才能夠一心一意謀發展。反之，如果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敗壞了，社會價值觀混亂了，中國社會就會再次出現一盤散沙乃至社會動蕩的局面，“一盤散沙還搞什麼建設？什麼也搞不成！”。鄧小平指出：良好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正確的價值觀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政治基礎和根本政治動力，而要保持這個經濟發展的根本政治動力，從制度上說，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一步把“按比例”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層次，深刻地闡述了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三者之間彼此聯系、互相協調的關系。這篇講話是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的，因此，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展開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企業是市場的主體，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加企業活力，其理論指導是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其具體突破點是：充分重視價格杠杆的作用，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進行全面的價格改革。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將這條道路與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並舉，稱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

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總結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教訓，歸納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報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確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聲，這個決定體現出的壯士斷腕的雄心壯志，將永載史冊。但是，改革的道路從來是不平坦的，由於受歷史條件限制，當時所制定的一些具體的經濟體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由於沒有比較好地注意在財政與信貸之間保持比例，也沒有比較好地注意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密切聯系，甚至沒有照顧好“農輕重”之間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對於這一點，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已經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評。

實際上，早在1988年10月，陳雲同志就對“價格闖關”式的片面發展方式表達了深刻的憂慮，在《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了“按比例”——即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在“農輕重”之間，特別是在財政與信貸之間要保持適當比例，而從政治上、根本上說，就是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系，因為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就等於離開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價格闖關”就會罔顧人民群眾和社會的承受能力，而那樣搞的結果就是沒有穩定。如果銀行和金融部門不顧國家的財政能力而亂放貸，那就勢必造成通貨膨脹，財政與金融這兩隻手配合不好，必然會出亂子。陳雲指出：我們過去工作的缺點是——“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以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

199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同志發表了題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庄嚴使命》的重要講話，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走向成熟，也標志著我們通過總結前進道路上的經驗教訓，終於攻克了經濟體制改革這道難關。講話的主要貢獻是：其一，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論斷，它將“按比例”協調發展，上升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之間保持協調的新層次，從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其二，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高屋建瓴地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括為簡明扼要的一句話：“計劃經濟要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從而在理論上解決了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個難題。

理論的創新需要制度的創新來保証。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決定》回答了這樣一些根本問題：其一，什麼是市場調控？怎樣進行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怎樣體現並發揮有效作用？對此《決定》指出，通過創新稅收和金融手段來實現這一點。這包括以分稅制替代地方財政包干制，實行轉移支付制度，以有效調節各地方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金融改革，厘清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之間的關系，使其在維護金融安全、保障貨幣穩定，促進國家經濟戰略目標實現，實現投資盈利三個方面各司其職。其二，怎樣在市場化改革中保障勞動者、弱勢群體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決定》指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企業養老和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統一的社會保障機構。因為隻有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才能穩定，改革才能深入。其三，怎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決定》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決不是搞“私有化”，而是以融資—債務—利潤這一整體性的現代經濟機制，來替代計劃指令和行政命令的舊的企業管理方式，以此解放生產力。

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強有力的頂層制度設計，破解了長期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難題，結束了簡單的計劃指令型經濟模式和長期在計劃與市場之間的徘徊摸索，成功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極大地解放發展了生產力，為我們戰勝此后的亞洲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使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使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越來越有競爭力，中國經濟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崛起，令世界矚目。

2003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一千美元，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在20世紀末達到人均800美元的期望，中國經濟增長跨上了一個重要的台階。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新的挑戰、新的問題，這突出地表現為：第一，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下降。黨的領導能力，建立在深入群眾、密切聯系群眾、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的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同時，黨的領導能力建立在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參與能力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礎上。如果概括起來講，黨的領導能力，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的密切結合和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加強黨的領導能力、增強綜合國力以及更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要全面、客觀地理解市場經濟，就必須懂得：商品經濟的發展，將勞動者轉化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商品生產者，這個過程會造出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並使得這個階層成為商品交換的組織者、商品交換法則的運用者和掌握者，無論是馬克思、馬克斯·韋伯、杜克海姆還是毛澤東，他們都是從辯証的、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因此，他們都認識到：當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成為一個獨佔性的特殊利益階層的時候，現代社會就異化了。經濟學的發展深刻指出：分工並不總是促進交換，分工更造成社會分化。而當前之所以出現了看病貴、養老難、上學難、打官司難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因為商品社會裡沒有“免費的午餐”，即一切社會交換、社會交往活動，都要被掌管著這些交往規則的中間人收費，而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巨大利潤，就是這樣被中間人、代理人階層拿去了，而一般老百姓卻往往沒有能力去享受這些以市場社會組織者面目出現的代理人和中間人所提供的收費高昂的社會服務。而一旦國家迷信市場萬能，放手讓這樣一個中間人、代理人階層去組織社會，那麼，社會就一定會分化為少數能夠享受市場服務者以及大部分被市場服務排除在外的人。而今天的現實已經証明了這一點。

我們要善於利用市場機制，而不能反過來被市場機制所利用，這是破解今天社會問題的要害。隻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說我們是成功掌握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這首先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樣認識到：市場領域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市場機制從它誕生起，就有著在人民與國家之間兩頭贏利的強大本能，就有著分化瓦解國家與社會、分化瓦解社會共同體的本能。隻有承認這一點，看到這一點，才算是科學的態度。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市場瓦解了原有的社會組織，把人們拋入風險之中，而另一方面國家則由於調控能力下降，卻無法去幫助那些在風險競爭中淪為弱勢群體的人們，那我們的工作就被動了﹔如果某些中間人、代理人階層，他們處心積慮地把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群眾斗政府，把“國退民進”作為自己贏利的手段和借口，那麼我們就要警惕了﹔而如果面對這種局面我們麻木不仁、聽之任之，或者束手無策，長期無法通過改善黨和國家的工作而加強我們工作，那我們就危險了。

中國能不能發展、能不能穩定，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要看黨和國家能否真正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強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否真正增強了人民群眾的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敗的關鍵就在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怎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問題。所謂加強黨的領導，其實說的就是黨必須牢牢把握改革開放是市場經濟的方向，要加強黨的領導能力，使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向著“利國利民”而不利於“中飽之人”的方向發展。加強黨的領導能力的關鍵在於：黨能否堅持群眾路線，即黨能否切實加強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為人民服務這個能力，而在今天，這尤其是指如何利用市場經濟、駕馭市場機制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說到底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關鍵是：我們要能夠駕馭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制度，而不是像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資產階級政黨，淪為“拜物教”教徒——即拜倒在自己所創造的制度面前，反過來被自己的創造物所駕馭、所支配。如果僅僅是把一切都推給市場去“服務”，那任何資產階級黨派都能做到這一點。

必須認識到：能否建立和創造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能否駕馭和利用市場經濟，而不是被市場經濟所駕馭和利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隻有厘清這兩個區別，才能真正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優勢，才能在這種自覺的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我們的自信。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市場在經濟活動中是決定性因素，而黨是經濟發展方向的決策者，是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保衛者。保証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就是使稅收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金融和投資為勞動、為勞動者和實體經濟服務。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年來“艱苦奮斗”講得不夠，而且往往簡單地把“過日子”、“過好日子”當作了時代口號甚至奮斗目標。

當然，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但是，這種過好日子，絕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了今天不管明天。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一千美元，但這離發達國家、甚至離中等發達國家還差得遠，離我們的奮斗目標還差得遠。中國面臨的問題還很多、且十分嚴峻：兩億農民進城，但如果進城后安置不好，那就會發生城市裡激烈的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沿海和東部地區實現了大發展，但如果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那麼邊疆就沒有穩定，國家甚至有分裂的危險﹔自從1840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打過我們，如果我們的國家沒有能力，如果人民隻知道過自己的小日子，那我們就忘記了南京大屠殺這血的教訓，如果中國的目標僅僅是致富，但富而不強，那麼早晚還是會挨打。因此，不能為了眼前的增長、眼前的好日子，就忘記了增長不等於發展，忘記了粗放型的增長、結構失調的活力不是活力，因為如果那樣，最終經濟發展會亂套，我們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會使發展不可持續。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它的內容極其豐富，但說到底，科學發展觀講的就是如何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吃好喝好”與艱苦奮斗、粗放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搞建設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但如果隻強調改善生活忘了建設，長期講先治窩、后治坡，那就十分地片面﹔因為這樣一來改善生活就沒有了堅實的基礎，持續發展就更談不上。不能忘記陳雲同志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的告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過高、過快。還是那兩句老話：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涵偉大而豐富，但無論我們大家如何去闡釋，都不能離開兩個基本經驗：其一，在開拓創新的道路上，要始終堅持“有計劃、按比例”的協調發展﹔其二，要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既要發展市場經濟，又要能夠駕馭市場經濟﹔既要搞民生，又要搞建設，既要立足現實，但又要為理想而奮斗。任何自信，都不能僅僅建立在眼前的好日子的基礎上，隻有明白我們未來會更美好，將來的發展會更偉大，這樣才能有真正的自信。

歸根到底，自信的基礎就是自強。沒有自強，就沒有自信。首先是黨要自強，黨必須重新煥發出壓倒一切敵人，不為任何敵人所屈服的戰斗精神﹔其次是13億中國人民要自強，不能滿足於過眼前的好日子，而是要重新煥發出艱苦奮斗、艱苦創業的英雄主義精神。哲學家羅素1965年在他的名著《中國問題》中曾經說：“中國人民歷經磨難，是他們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歷史已經証明了中國的成功，讓我們祝願中國繼續成功！”這個話說到了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

發展經濟的關鍵在於“理財”與“生財”，即在於財政與金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把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點，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境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黨和人民一定能夠重新煥發出英雄主義精神，克服改革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做好財政和金融改革這篇曠古未有的大文章。

1949年，毛澤東同志曾將中國革命的勝利稱為“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們應該重溫他當時的告誡：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再過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③回顧歷史，倍感前人創業之艱難，我們隻有倍加珍惜走過的每一步，並始終把腳下的“每一步”看作“第一步”，才能穩步地、不屈不撓地達到自己的目標。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④

注釋

①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0頁。

②﹝德﹞伊曼努爾·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6頁。

③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1935年。

④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Why Are We Confident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n Yuha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 unprecedented hard power. But it has made inadequate efforts towards issu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must size up the situation, take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whole society'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theory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pitalism,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mitigate the risk of grow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keen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two jobs at once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ach"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material progress on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e should develop market economy and be able to manage it;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stay rooted in reality, and struggle for the ideal.

Key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cultural leadership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人文地理學，中國政治、經濟史。主要著作有《我們的時代：當代中國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知識的戰術研究：當代社會關鍵詞》、《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文學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