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關系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歷史傳承和文化繁榮。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語言政策、制定什麼樣的語言規劃，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學問題。增強我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高度重視語言政策，制定合理的語言規劃。
改革開放以來，外語學習尤其是英語學習在中國人的學習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許多孩子從咿呀學語之時就開始學習英語。英語成績在我國各種考試中也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應該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急需大量英語人才，適度的英語考試能夠促進人們認真學習這門語言，有利於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也帶來一些弊端。比如，各種英語培訓、英語考試的泛濫，擠壓了人們對母語的學習，使許多人形成了不正確的語言學習傾向和態度﹔各種選拔考試都將英語作為重要科目，而不管實際工作和生活中是否用得上，造成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浪費﹔等等。從實際情況看，一個時期以來，漢語作為中國人母語的地位和威望趨於下降，在很多場合受到英語的排擠，其繁榮發展受到來自英語的威脅。
國外社會語言學領域有一句名言：“語言是帶著陸軍和海軍的方言。”意思是說，任何一種語言都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供人們相互交流和溝通的符號性工具，而是足以摧毀一個民族自信心、掠奪一個民族利益的工具。正因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達國家利用語言輸出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運用語言優勢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導致語言文化殖民主義的產生。這種現象被語言學家菲利普森稱為“語言帝國主義”。在“語言帝國主義”的影響下，一個國家的眾多國民被一種強勢外語所引導，思想與生活在潛意識中迎合該外語認可的模式，從而改變他們的心靈、態度與願望，妨礙他們認識並欣賞自己的母語。因此，一些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英語的廣泛普及以及對其他國家文化構成的現實威脅，導致英語成為一種“殺手語言”。著名學者福柯強調，語言有權力，即話語權。當今世界，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借助英語的語言優勢主導著世界的主流價值觀，從而也主導著整個世界的話語權。
理論研究和實踐結果表明，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社會、國家、民族緊密相連，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有時甚至涉及國家主權、民族命運等重大問題。如果一個國家讓一種外來語言在本土任意“生長繁衍”，勢必破壞本土語言的生態平衡，阻礙本土文化的持續興旺發展，最終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因此，我們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來審視我們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從有利於增強我國的話語權、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視角完善我們的語言政策、制定我們的語言規劃，擴大漢語的使用范圍，積極傳播漢語。完善語言政策、制定語言規劃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這項工作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當前，我國在完善語言政策、制定語言規劃時尤其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語言規劃應具備法制性。根據社會語言學對語言規劃的定義，語言政策與規劃是國家和政府關於語言地位與權利、語言作用與發展、語言文字使用與規范等的重要規定和措施。對於漢語的應用，我國2001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作了明確規定。但對於外語在本國的地位和應用，還沒有相應法律予以支持或者約束，以致出現強客欺主現象﹔也沒有法律對如何規范使用外語作出明確規定，以致出現外語尤其是英語在我國的“野蠻生長”。從外語教育角度看，我國關於教育的法律法規很少直接涉及外語教育，外語教育的政策和規劃通常以教育行政部門下發的文件為依據，缺乏法律約束，隨意性較大。因此，在新形勢下完善我國語言政策、制定我國語言規劃，應從法律上對外語使用的相關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語言規劃應具備精確性。完善語言政策、制定語言規劃涉及許多方面，需要做深入精確的調研評估，不能憑主觀意願盲目推進。應深入調查研究與語言密切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對語言供求各方進行精確調查評估。比如，應評估語言技能對就業和工資收入的影響，評估不同語言對文化市場的動態影響，評估國家語言教育投入與效益之間的關系﹔等等。隻有深入調研評估，獲得精確的第一手資料，才能使語言政策、語言規劃符合實際。
語言規劃應具備戰略性。語言規劃不能朝令夕改，應充分考慮各種成本和社會效益，有利於政府、語言專家、媒體、教育部門、公眾等相互合作，發揮協同作用。這就要求語言規劃適應內外部語言環境，具有戰略性，使語言使用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應在充分調研評估的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合理配置與語言規劃相關的資源、資金、人力等，並根據實施情況和社會各界反饋及時修正語言規劃，使語言政策、語言規劃經得起實踐檢驗。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 相關專題 |
| · 人民日報理論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