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首先，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退出或打亂新興市場發展秩序。醞釀數月后，美聯儲終於從2014年1月起將量化寬鬆額度從850億美元縮減到750億美元。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坦言，盡管調整政策，但不是撤出刺激，貨幣政策寬鬆程度與之前相比將“大體相當”。可見，美聯儲對退出量化寬鬆依然持謹慎態度。如果不發生意外，美聯儲上半年或收窄量化寬鬆幅度，下半年或全面退出，貨幣政策或於2015年收緊。
這將是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金融逆向操作（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從危機前不足1萬億美元增到目前近4萬億美元），技術性操作難度大，將引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風險。2014年僅是第一階段，未來較長時期內國際金融經濟格局將處於“再調整”進程中。
隨著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全球資本將重新布局，全球資本回流美歐，將引發新興市場股匯市持續震蕩、通脹走高、增長放緩，國內發展風險凸顯。2013年中期此類風險已上演。國際金融協會估計，流入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將從2012年的1.2萬億美元降至2014年的1萬億美元。
西方央行收緊寬鬆貨幣政策之日，將是新興市場真正面臨風險考驗之時。尤其是隨著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退出，美元指數將逐漸走強。加上美國“能源獨立”與中國經濟加速轉型，全球初級產品行情下行將加速。嚴重依賴資源出口的新興市場國家，將同時面臨資本外流和出口資源品價格下跌的雙重沖擊，發展環境將持續惡化。
上世紀70年代“尼克鬆沖擊”引發西方貨幣競爭性貶值和發展中國家債務融資高潮，80年代初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引爆席卷拉美和前蘇東的債務危機，使拉美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加劇前蘇東經濟崩潰。面臨世界經濟中新的不穩定因素，新興市場應該為2015年美聯儲轉變貨幣政策做好准備。從更長遠來看，要加快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加強南南合作，降低可能的風險。
當然，2014年新興市場面臨的沖擊或可控。一是自伯南克宣布退出量化寬鬆以來，全球市場已經做出自我調整，新興市場經歷了第一波資本外流沖擊，美長期債券利率上升，房地產市場降溫。二是受到政府債務、財政赤字和失業率問題等結構性問題和國內政治極化影響，美國貨幣政策難以劇烈調整。三是美聯儲主席一職由鴿派耶倫接替，可預見性增強，市場恐慌情緒降低。
其次，超大型自貿區安排或打亂現行國際經貿格局，加劇全球市場尤其是規則博弈。危機之后，全球化趨勢明顯減緩，保護主義盛行惡化了國際貿易環境。據統計，從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實施貿易保護措施3334項。
與此同時，區域一體化如火如荼，尤其是2014年美國經營數年的經貿“兩洋戰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即將成型，美國有意借此重掌國際規則制訂權。TPP將該地區辛苦經營數十年的區域合作架構全面打亂，各國不得不重新選邊，區域合作版圖將重組。TTIP則將跨大西洋的美歐重新黏合在一起，加之加拿大與日本的參與，一個擴大版新的“七國集團”開始成型。美國將TPP與TTIP視作“面向21世紀的協議”，其標准與規則超越WTO框架，並將自貿談判重心置於邊境內宏觀政策，如放鬆監管與競爭政策而非關稅。一旦兩項協議達成，美欲將其標准與規則納入WTO談判，這將使非參與方遭遇巨大壓力，有一種被規范逼迫而需重新“入世”之感。
總之，世界經濟正處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結構調整與轉變方式加速的陣痛期，以及由危機前非理性繁榮轉向后危機常態發展的溫和增長期。全球發展分化則使世界經濟仍能保持溫和增長，但三重因素疊加將使國際環境異常復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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