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讀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釋放出和平的意願和能力。中國的和平不僅是結果的和平，更是過程的和平。中國崛起靠的是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文明的延續性。中國文化結構的穩定性和流動性是不同的，卻互相依存﹔是對立的，卻不互相排斥。中國崛起例外論是基於中國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思想產物。

中國和平崛起的實質在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晚清以來的百年激蕩，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們走到了離實現“中國夢”最近的時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在復興中進一步演進的“文明特征”，也是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基礎。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穩步提升，中國崛起的話題引發了廣泛而熱切的論爭。如何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崛起？筆者認為，至少需從理論上回應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中國崛起能否成為大國崛起中的一個例外？這需要從全球視野進行宏觀考察。中國崛起例外論是針對其他大國崛起的盛衰成敗做的初步回應，需要與其他大國崛起相比較，才能理解中國和平崛起有著更為悠久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淵源。

二是中國崛起應持什麼立場？中國崛起本質上是一種和平的、文化的崛起，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復興。中國崛起需要堅守民族的、文化的立場。

三是中國崛起具有什麼時代特質？這需要考察近現代以來中西方文化交流與互動過程中，中國文化具有的穩定性與流動性雙重特質，需要把握中國文化結構的基本形式及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文化的型塑。

四是中國崛起需要什麼文化理論支撐？我們要建構一種立足國內、指向世界、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自覺擔當建設文化強國先行者的深圳，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破題，率先提出並點破國家文化主權和公民文化權利是構成當世一切文化理論的基點。這即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的“深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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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是觀念和文明模式的擴展過程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崛起能否成為大國崛起的例外，成了一個困擾大國外交戰略研判和地緣政治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回答這一問題，要從理論上認真解讀中國文化對中國崛起意願和能力的界定，力証中國會走上和平的、文化的崛起道路。

從文化角度解讀中國和平崛起，重在強調中國和平崛起是一種文化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目前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中國經濟不是已經崛起，而只是尚處於崛起過程中，離真正崛起目標還比較遠。

目前，一方面，中國還未呈現出大國崛起的文化氣象。如中華文化雖開始逐步走出去，但其傳播范圍、影響力還很有限，傳播媒介和技術手段比較單一。目前，真正走出去的還主要是以中國制造為表現形式的器物文化，而制度文化特別是觀念文化還很難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國承認並尊重世界文明傳統的多樣性，通過吸納其他文明優秀基因、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來實現和平崛起，而不是要建立一個排他性的霸權。中國文化本身並無排他性，也正因此更顯其卓爾不群。中國也沒有採取強制性措施來保護自身的文化安全。中國的各種文化可以並行不悖。這並非新中國成立后才有的文化現象，而是古已有之。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釋放出和平的意願和能力。與西方那種通過戰爭來獲取和平的文化傳統不同，中國的和平不僅是結果的和平，更是過程的和平。這種和平崛起的意願，主要是指中國願意通過改變自身來推進世界新秩序的重構，表現在文化上，就是吸收外來優秀文明，活化本土文化基因，創造出人類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價值觀念。這種和平崛起的能力，主要表現為中國參與制定國際規則和設定國際組織活動議程，承擔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及重建新國際秩序合法性的能力。

隻有回答了中國是可以和平崛起的，我們才能說中國崛起是大國崛起的例外。從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看，除中國外，沒有一個大國是和平崛起的，其他大國崛起總是與武力征討相伴。如古羅馬帝國，既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和搖籃，也是不斷通過戰爭擴張成為橫跨歐、亞、非的龐大羅馬帝國，其崛起始終伴隨著血腥的戰爭﹔又如亞歷山大帝國，通過東征西討，在橫跨歐、亞的遼闊土地上建立起龐大的帝國，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同樣伴隨著血腥的武力征戰。自15世紀以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以及彼得堡時期的俄羅斯帝國，也都是通過殖民戰爭、武裝佔領或霸權擴張，競相登上世界舞台中心，崛起為大國。然而，追求和平、維護和平，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鄭重承諾。因此，唯獨中國，能夠“棄武從文”，與時俱進，傳承弘揚博大精深、兼容並包的文化，實現和平的、文化的崛起。

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是實力提升的過程，更是觀念和文明模式的擴展過程，這源於我們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中國和平崛起首先是基於歷史和現實的理論論証，進而表現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意願和能力，最后達到對未來世界文明新秩序的一個歷史性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