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春 張冀兵
歐亞絲綢之路上的競爭與合作
絲綢之路的發展前景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國紛紛提出自己的戰略設想，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及“北南走廊”計劃。這些計劃為我們認識新絲綢之路設想提供了參照系。
日本提出“絲綢之路外交”的初衷是保障能源來源的多元化。日本早期並不重視中亞外交，直到1997年橋本內閣首次提出“絲綢之路外交”設想，才開始加強與中亞的交往。日本政府認為：中亞各國遠離國際市場，需要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才能更有效地進入國際市場，日本應該幫助中亞各國實現一體化，在此過程中，日本可以強化在這一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日本執行絲綢之路外交的主要方式是：由日本政府提供開發援助，幫助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完善公路、鐵路、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了推動絲綢之路外交，日本自2004年起推動設立“中亞⑤＋日本”機制，通過五國外長的定期會晤來促進政治對話、經貿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為日本在這一地區贏得了好名聲。但日本“絲綢之路外交”進展並不理想。首先，這可能與日本自身實力的相對衰退有關。由於日本經濟增長長期停滯，日本模式在中亞漸漸失去了市場。“中亞＋日本”機制越來越難以與上合組織等合作框架的影響力相媲美。其次，日本對中亞地區能源的重要性及相關安全議題的認識逐漸成熟，漸漸失去了對絲綢之路外交的興趣。再次，日本不具備開展中亞外交的地緣條件，同時本地區與日本的宗教文化差異較為明顯，“絲綢之路外交”進展緩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權，例如2005年烏茲別克斯坦爆發安集延事件后，美烏關系惡化，“中亞＋日本”五國外長會議竟然因此而推遲。為了配合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也染上了鮮明的政治干涉色彩，這侵蝕了與本地區各國互信的基礎。
美國異常重視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價值。早在1999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絲綢之路戰略法案”。該法案計劃通過支持中亞和南高加索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獨立來復興連接這些國家及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為此，美國致力於推動中亞國家建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⑥2005年美國提出“大中亞”計劃，強調要以阿富汗為立足點，在中亞地區建立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多邊機制，以促進地區發展與民主改造。2011年美國國務卿進一步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通過援助中亞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⑦推動實現“能源南下”與“商品北上”的戰略目標。2012年7月，在東京召開了關於“新絲綢之路”計劃的部長級會議，美國希望將日本拉入該計劃，可見其對這一計劃的重視程度。
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與中俄兩國展開地緣政治爭奪的態勢明顯。然而政治干涉為己方樹立了對手，如伊朗﹔軍事干涉給本國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與安全包袱，如阿富汗﹔戰略爭奪迫使本地區國家不得不選邊站，實際上違背了促進地區一體化的戰略目標。同時，美國自身的安全問題也並沒有因介入本地區而得到根本改善。未來，較難期待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在本地區大有作為。
“北南走廊”計劃最早由俄羅斯、印度、伊朗三國發起，計劃修建一條從南亞途經中亞、高加索、俄羅斯到達歐洲的貨運通道，一旦項目完成，將大大降低從印度到歐洲的貨運成本。然而自2000年提出以后，這項計劃一直進展緩慢，資金遲遲不能到位，政治分歧久難彌合，特別是由於處在計劃核心位置的伊朗態度日漸消極，項目幾乎陷入癱瘓。隨著印度實力的提升，2011年印度的態度轉為積極，甚至表態願意承擔在伊朗境內的鐵路與公路建設，這項計劃方得以再度獲得生機。
“北南走廊”的前景同樣並不明朗。首先，“北南走廊”計劃的提出仍然是地區大國在中亞抗衡其他國家影響力的嘗試，當主導大國興趣降低后，計劃往往迅速沉寂，甚至難以維系。其次，連接南北並不具備貫穿東西所能產生的巨大戰略效益。再次，北南通路上障礙重重，例如，印巴之間存在巨大的戰略分歧，伊朗存在較突出的不穩定性。因此，北南通路即便建成，也隨時可能因突發性政治事件而再度被阻斷。
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與前述三個計劃進行比對，在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坐標體系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特性：
首先，我國目前正處在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最佳歷史機遇期。當前，東西方之間存在通聯的巨大戰略需求，而中國又處在絕佳的地緣位置上。過去30年經濟高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對中亞各國產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我國當是復興絲綢之路的最佳推手。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處在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包括中俄在內，大都面臨著類似的發展問題，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對合作的期盼遠高於利益的分歧。此時推動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個恰到好處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戰略構想，准確地抓住了歷史機遇，既能滿足我國自身發展的需求，又可為世界經濟發展、文明融合作出巨大的貢獻。
其次，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體現了鮮明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通過堅持不干涉國家內政原則，中國與本地區國家在長期相處的過程中建立起普遍的政治互信。我國提出的構想，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設計，中國不謀求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這些舉措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阻力。同時，肯定、接納其他國家在本地區內的存在，有助於充分發揮各方力量，強化地區的一體化趨勢，充分體現了大國政治的胸襟。
再次，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在制度設計上更為合理。由點及面、從線到片的布局規劃符合擴散效應原理。在構想中，軟件（政策溝通）建設與硬件（道路聯通）建設相輔相成，消除貿易壁壘與加強金融制度建設相得益彰，經濟交往與民心交流並行不悖。這些都是我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超越既有建設計劃的出彩之處。
最后，我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沖突的立場上的。新構想不僅強調政治協調、經濟交流、促進安全、制度建設，更突出民心相通，人民外交的思想為開展區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與社會基礎。這表明，中國外交正在走出權力政治的窠臼，為各國開展合作提供了典范，也是對全球經濟繁榮與和平安全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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