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秋：習近平改革思想的價值高度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淺層的石頭摸過了，深層問題凸顯了﹔發展水平高了，訴求也更多了。新舊矛盾糾結，頑瘴痼疾交錯。中國改革向何處去？停滯沒有出路，回頭是死路，西化非正路。面對十分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如何攻堅克難，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號角。

　　漸進式改革一脈相承

　　中國的改革在經歷了放權讓利、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這兩個階段后，於本世紀初便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大體經歷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這樣三個階段。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改革首先以農村為突破口，全面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基礎上，改革的重點便由農村轉向了城市。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正式開啟。隨著政府不斷“放權讓利”等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方面企業效益大幅度提升，但另一方面 “放權讓利”的紅利也逐漸釋放殆盡。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內進行改革已遠遠不能滿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於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果斷地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則進一步勾勒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自此，改革開放進入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

　　此后，歷經十年的艱辛探索和構建實踐，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作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又經過了十年的逐步完善和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距離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越來越近。

　　按照制度變遷的內在規律和漸進式改革的演進邏輯來看，這一段看似“很近”的距離往往卻是最艱難、最繁重、最具風險的，也正所謂的“行百裡者半九十”。中國在改革之初採用漸進式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在既定條件下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風險，創造一個合理的知識信息傳遞和積累機制，才能為制度變遷主體和制度變遷對象提供一個相對緩沖的適應時期，從而有利於實現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承受程度這三者之間的均衡。而當以增量制度供給為主要特征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已不能提供新的制度，或者其制度供給的邊際效益遞減、或者制度的結構效率趨於零的時候，以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就必須適時地介入，即制度變遷應該進入到核心制度變革階段。由於核心制度受傳統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撐，其變革必然會遭到阻隔和抵制。因此，隻有政府才能超越集團利益之上進行頂層設計，才有權威和力量強制推進改革。否則，不僅增量制度的運行成本會急劇上升，而且新的制度安排的成本也將無窮增大，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嚴重地阻礙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所開啟的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順應了改革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制度演變的一般規律，是一個勇闖險灘、智趟深水的歷史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