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在根本性問題上不犯顛覆性錯誤

習近平總書記選擇在亞太經合組織2013年工商領導人峰會這樣一個國際論壇的場合、選擇在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一個月的時間，作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這樣一番論述，話所指、意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綱領、總指南中對“根本性問題”的再次強調與說明，更加清晰地凸顯了一種改革底線思維。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上的成功，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影響的日益擴大，在國際上引出了一系列新的話題。西方國家一些政治勢力在認可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時，並沒有認可中國經濟制度和體制改革上的成功，更沒有認可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建設上的發展成就，反而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政治觀和價值觀為圭臬，試圖“發現”中國正發生著他們所希望的“變化”。他們在中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希望發現他們需要的“全面市場化”的“變化”﹔在中國積極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希望發現他們所需要的“全盤私有化”的“變化”﹔在中國加強反腐倡廉、加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希望發現他們所需要的“顏色革命”和政治制度的“變化”等等。他們以各種各樣的復雜心理，千百次地“預言”中國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會發生他們極其武斷地預測的“變化”，甚至是所謂的徹底“顛覆”。中國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國際范圍確實既受到“冷戰”遺產的遏制壓力，也受到新近興起的各種“促變”的壓力。同時，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新的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經濟全球化中機遇與挑戰、發展與危機交織在一起﹔中國社會的經濟形式和經濟利益、生活方式和組織形式都正發生著深刻變化，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相互疊加、集中呈現﹔各種觀念意識呈現多樣、多元、多變態勢，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圍繞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制度選擇上的較量更為顯著，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趨勢也日趨復雜。在國內，有試圖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和道路，走西方新自由主義邪路的種種思潮和認識﹔有曲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矛盾、困難和問題，試圖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的種種思潮和認識。所有這些，在本質上，都是要“改變”乃至“顛覆”當代中國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根本性問題”蘊於“基本結論”中

當代中國的“根本性問題”，蘊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結論”之中。回溯歷史，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斷，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選擇、體制改革和思想路線建設結合的基礎上提出問題的。鄧小平首先提出的是道路選擇的問題，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道路選擇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一基本立場和思想路線，要正確對待“別國經驗”、“別國模式”。鄧小平還提出“今后一個長時期，至少是到本世紀末的近二十年內，我們要抓緊四件工作”，這裡提到的“四件工作”包含了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健全，以及黨的組織制度改革和作風建設問題等。

道路選擇開辟了制度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體制改革又提供了道路實踐的根本保障。這兩個方面集為一體，才得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我們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才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基本結論”，才形成了貫穿於當代中國“根本性問題”的“基本結論”。黨的十八大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會上，習近平在談到如何歷史地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願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