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冬的陝北，西風已吹得瑟瑟作響，連片的枯草吹倒在干涸的黃土梁。11月17日，劉力貞出生在陝西保安，在這裡，她的父親劉志丹遭受艱辛磨難，經過無數斗爭，最終為中央紅軍保存下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成為紅軍三大主力長征的落腳點，黨中央和毛澤東直接領導陝甘寧邊區以后，這裡又成為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
84年后，也是初冬時節，在一個朝霞鋪滿遠天的早晨，記者來到位於西安北關的劉力貞家裡。84載，坐在記者面前的將門之女已是銀發老人，歲月之手鐫刻了滿臉皺紋，卻撫平內心的波濤。古都的城牆巍巍聳立，銘刻歲月的變遷。
老人沉湎於過往的回憶，娓娓道來中展現了父輩為救國救民所歷經千辛萬苦的精神品格，以及她本人作為一名有67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所飽有的高風亮節。
革命搖籃裡成長
劉力貞的孩提時光是在隨母躲難中度過的。劉力貞出生時，父親在陝北名氣很大，深得老百姓擁護和愛戴，當地傳唱著好多首有關劉志丹的信天游，“瓦子川，大梢山，劉志丹練兵石峁灣，人歡馬嘯驚天地，大兵練好千千萬”。窮人聽了心歡喜，地主老財嚇破膽，劉力貞回憶道，“父親創建南梁（今甘肅華池縣）革命根據地，對國民黨形成嚴重威脅，國民黨便派大軍圍剿紅軍根據地，並重金懸賞，捉拿我家老少。母親就常帶著我到山崖上的窨子（崖洞）裡躲藏。”
當時，劉力貞隻有三四歲，經常和母親在渠溝山洞裡一躲就是八九天，靠吃野菜喝露水維持生命。后來，當地群眾偶然發現了她們，主動給她們送飯，並設法向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作了報告。習仲勛很快派人把她們接到了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南梁。習仲勛說，老劉帶兵打仗，創造革命根據地顧不上管家，但我們不能不管。
“不久，父親回到南梁，一見到我，就抱起來一個勁兒地親吻。”劉力貞告訴記者，雖然一生中與父親共處的時光屈指可數，但父愛在她心中是清晰而深刻的。“我出生時，恰巧父親在保安練兵團，他把我高舉過頭頂，興奮地說：‘咱們有孩子了！’並立刻為我取名，寓意為革命要有力量，革命要追求真理。”在隨后幾十年的人生歲月中，劉力貞沒有辜負父親期望，堅守著“實事求是、追求真理這最起碼的為人准則”。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進駐陝北。“1936年1月，父親被任命為紅軍東征北路軍總指揮兼二十八軍軍長，率四縣集中起來的千人規模的二十八軍東征。臨行前夜，父親抱起七歲的我親了親說，‘你是爸爸的好女兒’。”這溫柔而又有力的一抱，成為父女的永訣，久久印刻在劉力貞的記憶中。
1936年4月，劉志丹在前線不幸中彈犧牲。瓦窯堡南門外的山坡上，紅軍部隊兩三千人參加了劉志丹將軍的葬禮，中央將劉志丹的出生地——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毛澤東稱他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詩說：“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那天，滿院子的梨花開著，潔白一片，好像在替父親戴孝。”
父親犧牲后，劉力貞隨母離開瓦窯堡到志丹縣。“臨行前，母親買了些煙紙，到父親墓前祭奠，說，‘老劉你放心，我會撫養孩子成人，繼承你的遺志，我要像你一樣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劉力貞的母親同桂榮此時已受劉志丹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在紅軍后勤部做軍旗，為紅軍官兵做衣服、縫被子，看護傷病員。毛澤東、周恩來、謝覺哉等中央領導人都吃過“劉嫂子”的剁蕎面。此后，劉力貞一直隨母親生活在陝北。
三秦大地就是我的根
1948年，19歲的劉力貞已經有了兩年的黨齡，成為延安大學校部秘書。這期間，她認識了后來的丈夫，當時在《群眾日報》工作的記者張光。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急需各類專業人才，20歲的劉力貞選擇學醫，“父母都說過，革命就是為老百姓做好事，怎樣才能為老百姓做好事呢？在我看來，不僅要讓大家有吃有穿，而且應該有病能治，讓人們生活得健康幸福！”1949年，她離開母親獨自北上，先到哈醫大學習一年，畢業后，她不滿足隻能“開點阿司匹林和白開水”，后又選擇到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醫療系繼續深造，這一學就是五年，畢業后，上海第一醫學院選拔副博士研究生，劉力貞以優異的成績被選中，成為10名入選者之一。這期間，由於學習緊張，她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不得不中斷學業，於1958年回到陝西，到西安市醫學院任職。
上世紀60年代，陝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省上派一支醫療隊到陝北重災區米脂縣巡回醫療。當時劉力貞結核病還未痊愈，經常發低燒，她拖著病弱的身體，擔任30多人規模的救災醫療隊隊長，風餐露宿地輾轉在溝溝壑壑的黃土梁，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採訪中，記者請她回憶當時治病情景，但老人搖搖頭，“太多了，具體的病例記不清了，那時候老百姓真苦，我們醫療隊隻能哪有病人就趕過去治，治完了又馬不停蹄往下家趕。在沒有手術台的情況，我讓幾個醫療隊員舉著燈泡為病人開刀。”
之后，劉力貞一直沒有離開三秦大地，盡管有好多調動的機會，但她都堅守在崗位上。1979年，陝西省第五屆人大工作會議補選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力貞作為區裡的人大代表參選，並高票當選。但劉力貞不願離開自己的業務工作，遲遲沒有去省人大履職，最終在1987年，58歲的劉力貞從業務崗位上退下來后，才到省人大常委會履新，主抓科教文衛工作。好多人認為，好不容易從業務崗位上退下來，應該頤養天年，但劉力貞卻更忙了，“大家選我是信任我，我不能辜負這份信任！”她一上任就往縣鄉跑，“那裡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
有一年，一個叫“山丹丹”的小學生給她寫信，說村裡窮得辦不起學，自己很想上學。劉力貞看了信后心急如焚，立馬啟程趕到幾百公裡外的山區。眺望遠山，她眼裡噙著淚花，“沒想到，父親幾十年奮力改變的地方，今天還窮成這樣，孩子們連上學的基本條件都沒有”。劉力貞立誓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她四處聯系，在任6年期間建起5座希望小學。並為緩解三元縣等地的旱情，協調有關部門為老百姓建起兩座攔河大壩。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崗位退下后，她又擔任老區建設促進會的會長，隻要對老區發展有利的活動她都要參加，堅持為老區發展發揮余熱。
從當時的熱血青年到如今的耄耋老人，幾十年來，她的腳步一直站穩在這片生養她的土地。老人說，“隻要心是熱的，腳步就是穩的”。現在老人有時唱兩句秦腔，她喜歡唱一段秦腔——《花木蘭替父從軍》，“勸爹爹放寬心村頭站穩，兒我有心中話稟告父親，遇國難我理應揮戈上陣，也為了盡孝道替父從軍……”
六十載風雨同路
採訪中，談到興濃之處，老人會哈哈笑幾聲。她笑道，“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是個‘死心眼’，認准了的事情就咬住不放鬆。我們家老張更是這樣，我們倆‘死心眼’湊一塊了！”
採訪過程中，張老一直坐在劉老旁邊，臉上的笑容從未散去，時不時地補充些信息。
張光，曾任《陝西日報》總編輯，與劉力貞同歲，干了一輩子宣傳工作。因為自小字寫得好，在馬欄中學時就負責刻字印課本。“我當時13歲，有一次，習仲勛到馬欄檢查工作，見我字寫得好就問我以后要做什麼工作，我說要上前線打敵人。習老說等你比槍高了就當兵去。”后來張光沒有當兵，而是當了記者。在《群眾日報》當記者時，他常給時任地委書記的習仲勛送審稿子。“習老還記得當年在馬欄中學的談話，並勉勵我當記者要和戰士上前線打仗一樣，必須到第一線去才能寫出好文章！”張光回憶道，“習老對文章要求很高，要短要實”。
在延安期間，習仲勛知道張光和劉力貞談朋友，囑咐張光道，“要認真，真誠相待”。1954年3月7日，張光和劉力貞舉行了婚禮。婚后，兩人感情一直很好，但因工作和時局關系，分多聚少。
先是上世紀60年代初期，劉力貞常年帶著醫療隊在縣鄉巡診，之后又遭遇“文革”的沖擊，1969年，兩人被下放兩年，“造反派要讓我倆分得遠遠的，把我分到陝南，把老張分到陝北”，兩人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開始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人生最好的光陰都在顛沛坎坷中度過，但兩位老人對黨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
回憶過往，老人平靜而坦然。劉老說，“我們倆一輩子沒紅過臉，我們倆不爭，我們也不跟別人爭，知道自己做的是對的，這就夠了。”
明年就是兩位老人60年結婚紀念日，六十載的攜手相伴珍稀而美好，他們眼前，民族復興、國家昌盛所展現的畫卷越來越絢爛。撫今追昔，老人無限感慨。1979年3月，劉力貞和張光曾受習仲勛之邀到深圳走走，“當時深圳還是個小漁村，但習老對我們說要在這裡搞經濟特區。他多次說，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但改革的方向必須堅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我們當時是深信改革一定會成功的。”(本刊記者 呂其慶)
 |  |
| 相關專題 |
| ·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