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田旭
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制度比較教研室副主任向春玲教授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那麼社會治理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的區別是什麼？ 向春玲：我是這麼看的，從主體上來看，“治理”跟傳統的“管理”不同。從傳統的管理來講，主要是政府和國家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帶有強制性。而“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強調社會力量，比如社會組織、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既要發揮政府服務管理社會的作用，也要發揮社會組織、社區自治和公民參與的作用。從方式上來看，傳統的管理強調的是行政性，而社會治理除了行政還強調法制建設、思想道德建設、制度建設等多種方式。從方向上看，傳統的管理只是單向式的、從上至下的管理，而社會治理強調的是雙向的互動。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時，要與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溝通、協商，是雙向的互動模式。從內容上看，社會治理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共服務，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還包括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的安定有序。
記者：從創新社會管理到創新社會治理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那麼其轉變的內在原因是什麼？
向春玲： 從理論上講，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存在著上述區別。但是，我們十八大提出的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種說法跟現在提出的“社會治理”的概念實際上是相互銜接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管理經歷了一個從傳統的社會管理到現代的社會治理的演變過程。1992年黨的十四大，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政府部門要強化社會管理職能，不能繼續從前計劃體制下那樣大包大攬的管理模式。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確定政府的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到2004年時，中央已經正式提出社會管理格局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裡已經突出了社會管理主體的多樣化，體現了社會治理的思想。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會管理體制“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強調法制保障，體現了社會管理不僅僅是行政性的管理，還要法治作為基礎性的保障，社會治理的概念已經呼之欲出。從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來講，我們黨的十八大報告，包括前兩年提出的“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其內在含義與我們現在講的社會治理是一致的。就如同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先是提商品經濟，1992年之后提市場經濟，是一樣的道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加大，十八屆三中全會鮮明地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社會體制改革上也要加大力度，所以，我們正式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這種變化體現了執政理念的根本性轉變。它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向市場放權，也要向社會放權﹔不僅要解放生產力，也要解放社會活力。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那麼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當中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向春玲：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應該是非常重要的。2004年，黨中央提出社會管理新格局就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在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問題上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政府要負起責任來，此外還要有社會組織的協同作用，還要有公眾的廣泛參與。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社會協同作用，表現在這麼幾個方面：
服務社會。任何一個社團組織，它的第一個職能就是服務社會。任何一個社會組織要生存、發展，必須要給社會、給某些群體、某些社會領域提供一定的服務。比如工會服務工人群體，為工人群體表達訴求﹔殘疾人聯合會，為殘疾人服務、幫助殘疾人表達訴求﹔環境保護組織，為環保事業提供服務。
規范行為。一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必須先有各種規章制度，一旦加入了該社會組織成為其會員，就必須要遵守組織內的規章制度。我們的社會管理要管理人的行為，社會組織便可以在其組織內對它的會員進行管理。
表達訴求。社會組織中有很多的社會成員，當這些成員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通過所在的社會組織來向政府反映情況，由社會組織與政府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來維護成員權益，表達成員的訴求。
有效監督。社會組織可以監督企業是不是按照要求生產合格的產品。比如消費者協會，每年都會在“3 15”把監督的情況發布出來，督促企業做合格的產品，履行社會責任。社會組織還可以監督政府，監督官員，督促官員和政府公平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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