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驚嘆於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力和創造力。其實,中國共產黨能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除了有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外,就在於能吸引、培養和使用一大批優秀的干部。這些干部是中共執政骨干中的中堅力量,是中共完成執政使命的關鍵和依靠。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和團結人民開展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斗爭,因條件比較艱苦,在干部選拔任用上主要採取委任制、民主推舉與選舉相結合,以委任制為主的辦法。建國后,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延用的是戰爭年代高度集中的干部體制和選拔制度,但在選拔方式上也探索出把選拔和下放鍛煉結合起來、把選拔與退居二線結合起來、把選拔與培訓結合起來、把選拔與交流結合起來的有益形式和做法,並形成制度。196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制度動議。1978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干部選拔任用的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逐步突破了單一的管理體制和任用方法,形成了選任制、委任制、聘任制、考任制等幾種方式並存的局面。選任制是由選民普遍選舉產生或由代表間接選舉產生黨政領導干部的制度﹔委任制是由上級領導干部任命下級領導干部的制度﹔聘用制是通過簽訂合同來選用干部的制度﹔考任制是通過公開競爭考察后擇優錄用的制度。
中共選拔任用干部的原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確定的是“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中共十八大報告強調的是三條,一是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二是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三是堅持注重實績,群眾公認。無論強調的側重點有多不同,最基本的是兩點:德與才,而且以德為先,這和中國古代選賢任能的選人用人傳統和標准是一致的。中國戰國時期的大哲學家孟子曾經說過:“夫尚賢者,政之本也”,“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十分注重對人才的選拔,在“廣納賢才、求賢若渴”和強調“唯才是舉”的同時,更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因為“德”的具備與缺失決定著一個人對人對事對國家是否忠誠,有才無德的人關鍵時候可能站不穩立場,甚至走向反面,破壞性更大。對中共干部來說,“德”首要的是對黨、對人民忠誠。新形勢下一些很有能力的人犯了大錯,主要是德行出了問題。比如中國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在其任職期間,中國鐵路建設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他本人卻因犯有嚴重的違法違紀行為被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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