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發展的現實處境及其超越
廖小琴在《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撰文指出，資本、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是當代社會推動人的精神生活發展的三大實踐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文化多元化的交匯作用下，這些支撐力量與人的關系方式發生了變異，人的精神生活發展陷入資本邏輯操縱下的物化處境、科學技術利用下的異化處境和文化工業影響下的庸俗化處境。但處境的危險性同時也蘊含著人的精神生活質量提升和超越的可能性。當代人隻有選擇以精神生活發展為主導的，力求超越現實存在的創造性的生存方式，樹立全面的價值取向，堅持各種價值的全面與協調，並充滿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實現物與人、人與社會的良好互動，進而實現人的精神生活的自覺自由發展。
元倫理學是什麼
元倫理學是以倫理學自身作為研究對象的一種反思性、批判性研究。它要求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在更高的層次上，反思、追問倫理學自身的根本性前提與可能性基礎，分析和探究對象理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審查和檢驗對象理論的合理性、有效性。有鑒於此，《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刊發一組文章對此展開研討。江暢指出，深入研究元倫理學，首先需要對理查德·羅森提出的“元倫理學難題”作出回答，即：道德術語或道德判斷的意義是什麼？道德判斷的本性或性質是什麼？道德判斷如何可能得到支持或辯護？他認為，道德語言的意義在於評價和規范，道德評價語言表達善惡，道德規范語言則表達正當不正當。存在著各自適用范圍不同的兩類道德標准，即道德價值判斷及道德價值標准和道德規范判斷及道德規范標准。基本道德標准的終極依據是社會根本的和總體的利益。孫偉平對普特蘭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崩潰”作出評析，並指出普特蘭對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揚棄，宣告了非認知主義的“垮台”和新自然主義（描述主義）的強勢回歸，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代西方倫理學的主流立場。林季杉、戴茂堂以西方倫理學為例，論証了倫理學的超科學性，他們認為，倫理學不是自然科學，因而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學的原理、方法來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經驗証實，也不能邏輯証明。科學理性說明不了道德的行為，不能最終解決倫理問題，相反，科學對道德的承諾也很容易變成對道德的暗中消解。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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