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勉勵：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收稿日期﹞2013-06-30

﹝作者簡介﹞張勉勵，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①參見祁懷高：《歷史的抉擇，還是人為的選擇——對建國初期“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再思考》，《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隋淑英：《論“一邊倒”政策的歷史局限性》，《齊魯學刊》2004年第6期。﹝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外交決策中，圍繞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等問題，毛澤東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形勢判斷。他准確地把握了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聯合蘇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帝國主義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援助，也決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新中國。他強調美國在反蘇背后獨霸世界的意圖，認為美國要進攻蘇聯，首先要壓服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國家。這些判斷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和新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美國對華政策是美國戰后全球戰略的產物，其奉行擴張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場與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政策針鋒相對。“等待塵埃落定”更多的是說明美國不得不接受蔣介石失敗的現實，但並不等於美國會徹底放棄它的反共盟友，它與中共接觸主要是為了在中共和蘇聯之間打“楔子”，以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蘇在遠東的戰略意圖與這一地區民族民主運動的訴求交織在一起，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變得十分復雜，而中國很難在安全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絕緣自處。朝鮮戰爭的爆發就証明了“一邊倒”戰略的前瞻性。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外交戰略中蘇關系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A841﹔D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3）05-0018-09

1949年春夏，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決策。這些方針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新中國在獨立自主基礎上開創新型外交關系的重要思想和戰略指導，對新中國外交乃至國際關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幾十年來，學術界關於這些外交方針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近些年，國內研究時而會出現一些“新論”、“新認識”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觀點認為，新中國不應挑戰世界秩序，而應照顧國際慣例和國際法，盡量爭取廣泛的國際承認和西方國家的援助﹔新中國在戰略選擇上有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空間，但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邊倒”或過早實行了“一邊倒”政策，結果沒能抓住美國對華政策的過渡期以及與美國和解的機會，導致了中美對抗等等。①上述設想對應了新中國外交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承認、援助和安全。本文擬圍繞這三個問題，立足對中國、美國和蘇聯三方文獻檔案的梳理分析，將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判斷與美、蘇對華政策進行對比，以期在盡可能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對這些評價做出回應。

一

對於新生的人民政權，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實現和鞏固國家的完全獨立，為全面恢復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與和平的國際環境，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項：爭取國際承認、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在當時的背景下，影響新中國做出決策的主要有兩個決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要求決策的根本出發點是獨立自主﹔二是國際、國內形勢，要求能充分認識自身條件、對外關系和外部環境，確定聯合的對象和威脅的來源，從而佔據主動。也就是說，在考察新中國外交時，首先需要考察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外國的關系，主要是與蘇聯和美國之間關系的演變。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不是軍事政變一夕促成的，而是幾十年中國革命斗爭的成果，是在解放區地方民主政權的基礎上隨著解放戰爭在全國的推進而最終建立起來的。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援助問題出現的時間最早。孫中山的“聯俄”主張是中國革命爭取外援的早期實踐。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國革命基本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的報告中做出了“這種形勢已經改變”的判斷，他提到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指出“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1﹞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外援：“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2﹞

抗日戰爭時期，蘇聯和美國是援華的兩個主要國家。考慮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已上升為全球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而蘇聯自身重建任務繁重等因素，中共曾尋求與美國合作的可能，期待美國能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發展和國家建設提供幫助並發揮積極作用。1944年，美軍觀察組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毛澤東在與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的談話中提出了中國人民關心的三大問題：第一，美國是否有回到“孤立主義”從而對中國不感興趣的可能？第二，美國政府真的關心民主，關心世界民主的前途嗎？例如，它是否認為民主在佔世界人口1/4的中國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國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第三，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政策是什麼？是否存在美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將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抱什麼態度？﹝3﹞

美國是如何回應上述問題的呢？它徹底摒棄“孤立主義”，轉而奉行“全球主義”，以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擴張政策，謀求建立和鞏固其“世界領袖”的地位。美國視中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遠東安全和秩序重建中最重要的盟友，希望中國能統一在一個親美政府之下，實際上是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以有效遏制蘇聯在亞洲影響的擴張。在美國看來，讓共產黨在國共之爭中獲勝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扶持、援助國民政府在對日戰爭結束前已成為既定方向。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干涉中國革命的道路，在美蘇冷戰風雲下，美國的扶蔣“調停”壓共很快就演變為扶蔣內戰反共，徹底站到中國人民的對立面上。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華政策上採取與美國妥協、合作的基本策略，承諾不支持中共而隻承認和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以確保其在《雅爾塔協定》下獲得的在華權益。由於美國將蘇聯排除在對日佔領之外，蘇聯更加重視中國東北在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而美國在華直接派遣美軍幫助蔣介石搶佔恢復地盤的行為，又增加了蘇聯對美國威脅、染指其在東北勢力范圍的擔憂。為牽制美國和倒向美國的蔣介石政府，蘇聯為中共及其武裝力量進入東北創造條件，並移交繳獲的日軍大量武器裝備給中共。

盡管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謹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東北特殊地緣優勢爭取蘇聯擴大援助的可能。從1947年到1948年，在國際冷戰格局形成的同時，中國解放戰爭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毛澤東開始從戰略高度謀劃聯合蘇聯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數幾個大城市外，人民解放軍已基本控制東北全境，東北不僅將成為大決戰的首戰之地，而且面臨迅速恢復經濟、為解放全國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務。因此，毛澤東改變了進入東北初期關於“東北斗爭主要靠自力更生”，“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作任何要求”﹝4﹞的命令，積極主動地向莫斯科尋求幫助。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坦言，中共毫無管理經濟的經驗，無法管理舊城市極其復雜的經濟，為此，請求蘇共中央派專家團到中國解決經濟任務，並在已解放的地區修復鐵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