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鳳旋：1949∼1979年中國城鎮化的經驗與特色

﹝作者簡介﹞薛鳳旋，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摘要﹞1949∼1979年，中國選擇了以工業化為基礎、空間均衡發展以及自給自足的經濟策略，在指導思想上揚棄了西方資本主義，而採用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在工業分布上，改變了過去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狀況，將新工業投資重點放在內陸新建及擴建城鎮上，使城鎮及工業區域均衡分布，鄰近主要原料和能源產地。其后，出於國防考慮，採取“山、散、洞”式在中、西部分散布點。由於不少技術、設備和人員都來自沿海大城巿，導致沿海地區人口內遷，因此沿海地區出現“逆城鎮化”。出於地區經濟自給自足的要求及方便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主要城市的行政管理區域被擴大至周邊的鎮及農村腹地，使城市和農村結合為一個經濟和生態體系，成為這一時期城鎮化的又一特色。

﹝關鍵詞﹞1949∼1979年城鎮化工業化“逆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3）04-0025-03

當代中國城鎮化代表了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歷程

在1850∼1950年的百年間，一些新動力在古老的傳統中國逐漸形成，除了現代工業社會的科學、技術和組織外，還有一些是基於西方18世紀以來發展成熟的新政治模式和新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王朝體制、自給自足的以傳統小農為代表的經濟以及儒家經典所代表的價值觀失去了應對中國問題的主流地位，而且其持續價值亦受到質疑。城鎮作為文明與經濟的載體，開始脫離傳統中國城鎮以行政和支農為主的規律。

自1949年后，當代中國繼承了以往100年的兩大發展趨勢：一是空間分布上的沿海沿江發展模式﹔二是在指導思想上接納了西方的技術與民主思潮，強調工業化和現代化。為了扭轉受列強欺侮的歷史，新中國領導人對上述發展趨勢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背離了沿海傾斜的模式，而是選擇了新的以工業化為基礎、空間均衡發展以及自給自足的經濟策略，在指導思想上揚棄了西方資本主義，而採用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

1979∼2009年，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結合國情、融和傳統的改革開放新方向，打造了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期間，中國城鎮與城鎮化有了新的發展，城鎮化率不斷提高，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大國。同時，一個新的城鎮化概念亦逐漸形成，對未來世界經濟與世界城鎮化具有深遠影響。本文隻討論新中國首個30年的經驗及其特征。

1949∼1979年中國城鎮化的價值觀及策略

新中國成立時繼承了破碎的經濟和較低的城鎮化率（106%），全部城鎮人口隻有5765萬人。﹝1﹞出於對傳統城鎮的失望及外國強加的西方主導的新城市理念，特別是對外國及外企享有特權的“條約港”和“租界”的反感，中國的治國理念轉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對新中國的經濟及城鎮發展歷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主要觀點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及斯大林，其中被新中國採納而且對城鎮化有指導意義的是：（1）認為社會主義階段前的城市是丑惡的，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其表面的繁華是建基於對城市下層及農民的剝削﹔為了要壓制大城市問題，工業布局要鄰近原料和農業地區﹔城市本身要被改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義居所。（2）認為現代工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而城市是社會主義工業最有效率的平台，因此工業化必定推動城市化。中國因應自己的歷史、社會、地理和地緣政治狀況，又增加了三個考慮：（1）國家安全﹔（2）中國是個低水平發展中國家﹔（3）要快速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過，這些考慮因情況變化而有不同的實施辦法。自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后，由於與蘇聯關系惡化、“大躍進”及三年嚴重經濟困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由“超英趕美”的重工業改為“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經濟發展的產業先后序列由“重、輕、農”改為“農、重、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