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在全國上下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整頓黨風的一系列決定、措施的新形勢下，在全黨即將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大背景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陳雲紀念館和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在革命聖地延安聯合舉辦以“陳雲的黨建思想與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為主題的第七屆陳雲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現實意義和象征意義都十分突出。這不僅因為延安時代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起點，而且因為黨的十八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對延安精神的繼承、發揚和光大﹔不僅因為陳雲同志在延安時代曾擔任了7年中央組織部的部長職務，對黨的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因為他的執政黨黨風建設思想正是在延安時代孕育和形成。比如，他關於“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雖然產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但這一思想卻是發端於延安時代。
早在延安，陳雲同志就注意到黨執政給黨風建設提出的新挑戰和新要求。他說：執政黨的黨員損害群眾利益，“特別容易引起群眾的不滿。你有槍，又當權，群眾看到了也不敢講。所以，一定要嚴格要求我們的黨員和干部……有人做了違背群眾利益的事，就要給以嚴肅的批評，以至紀律處分。對於違法的人，例如貪污分子，還要發動群眾去斗爭，並繩之以法。”他還說過：“當權的大黨，領導干部很可能成為官僚。”他一再提醒全黨：“領導著政權的黨、領導著軍隊的黨，自我批評更加重要。因為黨掌握了政權以后，犯了錯誤會更直接更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同志雖然不分管黨建工作，但仍然時刻關注黨風問題。他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講到黨執政后為什麼仍然會出張國燾這類人物時說：“我們是處在有階級的社會裡，現在階級沒有消滅，就是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意識還要長期存在。這種社會情況、階級意識還會反映到黨內來。”他又說：“在勝利了的國家裡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后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
改革開放以后，陳雲同志擔任了9年中紀委第一書記。在這個崗位上，他不僅傾注全部精力狠抓黨風整頓，而且就黨風問題作出過大量論述，進一步豐富了他的執政黨黨風建設思想。他指出：“黨在全國執政前和執政后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黨在全國執政以前，在敵人統治下的地下黨，那時作一個黨員就有殺頭的危險，根本談不上什麼物質享受﹔在蘇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大家忙於打仗和支援戰爭，另外，也沒有什麼物質可以享受。黨在全國執政以后，從中央到基層政權，從企業事業單位到生產隊的領導權，都掌握在黨員手裡了，黨員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許多貪污犯本人就是黨員，即使貪污犯不是黨員，他們能夠貪污，也是靠某些共產黨員的保護。”
把陳雲同志自延安時代到新中國建立再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論述貫通起來，不難看出他所說的執政黨黨風，並不僅僅指黨的作風，同時也指黨的思想、黨的紀律﹔他所說的要抓緊執政黨黨風問題，主要不是指辦案，更多的是指對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在思想上、紀律上、作風上的從嚴要求。
陳雲同志在延安時代指出：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他強調：“不是每個積極參加抗日戰爭的人都可以成為黨員的。”他說：“誰要是放棄了革命的和黨的立場，誰就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今天，我們黨的主要任務是帶領人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但黨的遠大理想和最終奮斗目標仍然是實現共產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沒有遠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可見，端正黨風在任何時候都要把對黨員思想上的從嚴要求放在第一位。
思想上從嚴的要求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改革開放初期，有的領導干部出國考察回來，對“四項基本原則”產生懷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失去信心。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有些人看見外國的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等，以為中國就不如外國，社會主義就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對於這些人，我們要進行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過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如果有人對思想上怎樣從嚴感到不好理解和掌握的話，看看陳雲同志的這段話也許會有所領悟。
什麼叫紀律從嚴？從陳雲同志的論述中看，首先，紀律不能僅僅對一般黨員適用。“黨內不准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其次，遵守紀律是無條件的。無論組織、多數、上級、中央的決策正確與否，行動上都必須服從，同時有權按黨章規定提出建議，或保留意見。再次，要同破壞紀律的行為做堅決斗爭。對於有意破壞紀律者要給以處分，情節嚴重的應開除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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