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事情，造就了一個文件，即1947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的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這本來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聞周刊《時代》的老板亨利·盧斯出錢請一批文化人做的一個關於傳媒的報告，意在自我夸獎。不料以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為首的這個委員會發現了很多傳媒的問題，他們堅持要寫出來，盧斯停止資助，但他們依然克服資金困難，把事情做完了。他們在此前新聞界流行的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兩句話基礎上，補充了第三句：傳媒的社會責任。在肯定新聞出版自由的前提下，委員會提出並強化了傳媒自律的問題。這個文件指出：新聞業享受“自由”同時必須擔負“社會責任”﹔言論自由、信息自由是基本人權，而新聞自由（美國意義的）僅為傳媒發行人的權利，所以對這種新聞自由的過分保護，並非符合個人和社會利益﹔所以，要鼓勵推行新聞自律，維護新聞的自由流通，以及意見表達的公正性。文件建議建立新聞評議會，使受到新聞業傷害的個人、團體有申訴的機會。
當時這個文件受到美國多數傳媒的抵制，然而數年以后，這個觀點逐漸被國際新聞界接受，傳媒的職業道德和規范在世界新聞業界的協會、在較大的傳媒集團內部得以形成。這是以自律的方式對新聞出版自由的一種良性制約性質的保障。
自由在行業圈內需要有職業道德和規范的監督
而在我國，這些法理僅存在於法學學術研究和新聞法研究的層面，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我國傳媒人對新聞出版自由、國際公約的表達自由的認識，多數停留在字面上。傳媒領導機關對此的了解也微乎其微，簡單的批判式思維遮蔽了對新聞出版自由——表達自由學理的深刻認識。
在我國的傳播實踐中，隨意發出禁止的指令已成習慣，較少考慮法律依據和如何依法行事。而傳媒人一方，特別是關於利益沖突的某些報道，不遵守職業規范，隨意使用手中的報道權，站在沖突的某一方而不是站在第三方，造成報道失實並引發不理性輿論的現象時有發生。我國目前的新聞體制，一方面存在很多對傳媒不合理的控制，另一方面我們的傳媒在某些報道領域則擁有比西方媒體更大的自由度。因為實際上不存在明確的這方面道德要求和具體規范，也沒有真正的行業評價（仲裁）組織對各種違規的行為做出公開譴責和處罰。
我國很少有傳媒主動更正報道差錯和向受眾道歉，這不是由於我們的報道比西方傳媒更真實，而是因為我們報道出了差錯很少公開承認，更不要說更正和道歉了。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幾乎所有傳媒，都報道了母愛短信的故事，可直到現在，沒有一家傳媒為此假新聞向受眾作出更正。1951年聯合國出版自由委員會通過了兩項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國際公約草案，同時還通過了傳媒更正與答辯的國際公約草案，目的就是平衡自由與責任。近年來我國發生了不少利益沖突事件，每次讀來都會令人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其煽情的文字水平，可謂爐火純青。但當筆者看到比較全面的事實時，不能不感到傳媒的報道太隨意，有意站在某一方，不是陳述事實而是有意掩蓋某些事實，有意把矛盾推向勢不兩立的境地。自由在行業圈內需要有職業道德和規范的監督，不能超越道德和規范。
核實事實是新聞的工作規范，然而在相當多的沖突性報道中，記者隻聽一方的陳述，忘了“羅生門”教導我們的人天生具有的弱點，而關於另一方的說法，不是缺項就是被斷章取義。例如相當多的關於拆遷釘子戶的報道，隻看到當局如何要他們搬，採用了何種暴力，但他們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始終不得要領，即使含糊地報道了，也令人感到不合邏輯，因為似乎不高的要求不可能造成釘子戶的現實結果。如果我們的傳媒人如此“自由”地運用手中的發稿權，那實在是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曲解。
自由始終伴隨著責任。我們在實踐新聞出版自由的時候，確實遇到了一些不該有的不自由的限制，但我們也要反省一下，我們是否濫用了人民賦予的新聞報道自由的權利？我們對自己的報道遵循了職業道德和規范了嗎？承擔了社會責任了嗎？在中國特有的新聞體制下，傳媒對社會的影響大於西方國家，因而過去毛澤東說的“政治家辦報”在新形勢下需要講一講。我們不是總理，但要站在總理的角度把握大局，我們不是總書記，但要在總書記的角度全盤考慮問題。我們的報道如果公開了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效果，是解決了問題還是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有些報道可能事實本身是真實的，但站在全局角度看，若在有限的范圍內能解決問題，就不要在更大的范圍內公開展示。這裡涉及的不是知情權而是策略把握。例如今年3月1日電視台關於糯康死刑執行前兩小時的“生命倒計時”現場直播，除了直接違反刑事訴訟法關於死刑不得示眾的規定外，主持人也缺少對全球死刑格局的全盤政治考量。在全球139個國家廢除死刑的情形下，我們的傳媒如此大張旗鼓地直播一個死刑犯的“生命倒計時”，會有怎樣的國際傳播效果？我國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的目標會陷入怎樣的境遇？新聞是自由的，但是這種自由的選擇，不該從政治角度通盤考慮嗎？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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