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於吸收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甲骨文、金文、田野考古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書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重要進展。眾所周知，當年王國維曾根據甲骨文指出《殷本紀》中“三報”的次序應為：報乙、報丙、報丁。如今，本書作出新的補正：在先公中加進了王亥之弟“王恆”（卷一、196頁），此人不見於《殷本紀》﹔外丙繼位次序應在太甲之后，而不是在太甲之前（卷一、199頁）﹔商先公中的“高祖河”應是王亥之父“冥”（卷一、367頁）。對於商湯“始居亳”的地望，書中也作出新考証。商湯始居之亳究竟在哪裡？過去眾說紛紜，有所謂“南亳說”“北亳說”“鄭亳說”等等。而《商代史》提出，商湯“始居之亳”是內黃縣的“黃亳”，亦稱“薄”，非常精辟，不但符合地理認知，而且對“韋、顧”地望也都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卷一、第39—41頁）。
殷代的祭祀非常頻繁，以往學者對甲骨文中“黃組”周祭卜辭的研究，認為分屬於帝乙、帝辛二王，隻有帝乙、帝辛二王的祭祀系統祀譜。而《商代史》則指出，“黃組”周祭祀譜分屬於文丁、帝乙、帝辛三王，是三個祭祀系統的祀譜。這是卜辭分期斷代研究中又一重要成果。與此同時，“黃組”卜辭中“祊祭”卜辭及其祭祀規則亦被發現：這種卜辭隻祭祀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和武乙之配母癸，其祭祀次序是以“日名”排定的，而不是“繼位”次第（卷一，386—387頁），這使人們對殷代祭祀又有了新的認識。
本套書對殷末帝辛征人方以及殷代王年的研究，也獲重大進展。帝辛征人方是殷史中的重大事件，卜辭有大量記載。以往學者都認為征人方是在帝辛十年，並根據卜辭進行“排譜”，論述“征人方”的路線與行程。“排譜”互有歧異，而且總有一些卜辭難以“排進去”﹔而對征人方的出發地有時稱“大邑商”，有時稱“商”，也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此，《商代史》找出了答案：帝辛征人方不只是“十祀”一次，至少還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記錄，可能還有其他時間征人方的事件（卷一、38—39頁）。如此，那些“排不進”的卜辭有了“新的歸宿”﹔對征人方的出發地“大邑商”與“商”，也都找到了新的答案：它們是不同時候征人方的不同記錄。殷晚期有一件重要的青銅器——孳方鼎，銘文中有“唯王二十祀”之記載。對此，有學者認為是“佳王曰祀”，而本書繼續堅持“唯王二十祀”說，並作出詳細論証，有理有據（卷八、465頁）。文章根據卜辭和金文材料，推斷出文丁、帝乙、帝辛三王在位時間都在20年以上。
三
本書對商代歷史的研究，方位全、角度多，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豐富。當然，作為一部有眾多學者參與撰寫的學術巨著，由於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學者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故在不同章節的論述中，出現了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情況。例如，卜辭中的先祖“夒”究竟是始祖“契”，還是遠祖“帝嚳”？本書卷一第五章支持王國維的說法，認為應是“帝嚳”，而卷一第八章則認為應是始祖“契”。又如，商湯始居之“亳”，卷一第二章已正確指出是內黃的“黃亳”（薄），而卷二第二章又認為是谷熟縣的“南亳”（第100頁），卷二第九章則認為“曹亳的可能性最大”（第406頁）。再如，關於廩辛是否繼位的問題，卷一第九章認為廩辛在位，並“揭開了戰爭的序幕”（卷一、418頁），而卷八則認為“廩辛不但沒有繼位為王，而且也不曾立為太子”（卷八、337頁）。
作為一部學術巨著，多卷本《商代史》由於是眾多學者參與，前后10年，工作量大、時間長久，出現一些“失誤”在所難免。而它的貢獻卻在於：它建立起“商代史”大廈的“框架”，並且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為今后“商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藍本”，鋪開了“道路”，打下了“基礎”。商代史的研究肯定還會繼續前行，本書將承擔起“繼往開來”的歷史責任，它的“奠基石”作用將永駐長存。
（曹定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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